供給側結構改革什麼意思，供給側改革的作用是什麼呢?下面是本站小編爲大家收集的關於供給側結構改革什麼意思，歡迎大家閱讀!
一、究竟是啥?
從理論源頭說起吧。
供給學派是上世紀70年代在美國興起的一個經濟學流派，強調經濟的供給方面，認爲生產的增長決定於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供給和有效利用。在供給學派基礎上發展出新供給主義，主張透過放鬆供給約束，解除供給抑制，讓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才能提升經濟的潛在增長率。
如果將需求管理比喻爲“西醫”，新供給所強調的供給管理更像是“中醫”。“西醫”可以救急，但副作用大。中醫療法如文火慢煮，綜合施治，需要把握火候，引出的味道也更濃。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強調在供給角度實施結構優化、增加有效供給的中長期視野的宏觀調控。未來我國推進新一輪經濟改革，應從國際主流的需求管理“西醫”方式，更自覺、更積極轉向供給方面的改革創新，防止對“西醫”過度依賴，採用“中醫爲主、西醫配合”的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相結合的綜合療法。
面對經濟持續下滑，我國沒有再出臺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而是簡政放權，連續下放行政審批權，探索設立自由貿易區，激發市場內在活力，都能看到新供給理論的影子。
已故經濟學大師科斯說，經濟學的未來在中國。中國學者提出的新供給經濟學理論，或許已在正確方向上邁出了重要一步。(這部分內容摘自新華全媒頭條 文章，作者陳二厚，劉錚)
太學術了嗎?接下來看看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最近拿包子舉的一個例子。很有意思。他是這麼說的：
“有一次去蕪湖。蕪湖有一家據說始建於光緒年間的包子鋪。一天早上，朋友帶我去那裏吃包子，就聯想到現在人們討論的供給與需求的關係。經濟的現實是：把“包子”做出來了，但是賣不出去(通常說的內需不足或產能過剩)。
於是，從需求側做文章，號召人們買包子，並促進包子外銷。但從效果看，人們買包子還是不踊躍，而且外銷也基本飽和了。這意味着在需求側做文章的空間已經不大。
於是，目光轉到了供給側。一看供給側，問題來了。原來包子做的就有問題，好吃的包子很有限，無法下嚥的包子做了一堆。
這樣，新的思路就有了。多做好吃的包子，少做或不做無法下嚥的`包子(即供給側改革，發展新興產業，提供適銷對路產品，去庫存，消滅過剩的產能)。”
這個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吧?
二、有啥經驗教訓?
前面提到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源頭——“供給學派”。供給學派的誕生建立在反對凱恩斯主義的基礎上。凱恩斯主義的核心是注重需求側的管理，透過刺激需求達到經濟調控目的，其典型工具是貨幣政策。儘管凱恩斯主義被一再證明在短期內確實行之有效，但長期來看，一味擴大需求會導致持續通脹，進而導致經濟停滯。這正是里根和撒切爾夫人上世紀80年代在美、英上臺時面對的局面。
在當時的冷戰背景下，美英的通脹和經濟停滯具有格外的政治放大效應，因此引發了學界和政界的反思。供給學派針對凱恩斯主義的弊端，提出了透過提高生產能力促進經濟增長，而不是透過刺激社會需求促進經濟增長的主張。基於這個基本認識，透過減稅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成爲供給學派最鮮明的口號。
里根上臺後，於1981年將供給學派的主張結合貨幣學派的主張，一起運用到經濟管理中，並分解爲削減不包括軍費在內的財政開支，對企業和納稅個人實施大規模減稅，減少對企業的干預，嚴格控制貨幣供應量等措施。這是“供給側改革”的第一次大規模實踐。
從里根經濟學的實踐效果看，總體是正向的。里根時期，從1982年12月至1988年5月，美國經濟持續增長65個月，1984年，美國一度實現預算收支平衡。在此後的30年中，美國只在克林頓時期再次做到這一點。此外，美國的通脹率也由13.5%回落到低於5%。在更大的視野中，供給學派經濟思想佔重要位置的里根-撒切爾主義，因爲度過了經濟停滯危機而在冷戰後期與前蘇聯的對抗中佔據了主動。
不過，雜糅供給學派和貨幣學派的里根經濟學，也有負效應。比如，減稅計劃導致里根執政期間赤字從一度平衡走向失衡，因爲大企業受普遍減稅的益處更多，里根時期美國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
自克林頓時期以來，出於平衡赤字的考量，供給學派失去了實踐舞臺。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全球主要經濟體重拾凱恩斯主義，着重用貨幣政策刺激需求。到今天，其弊端再次凸現：歐洲沒有因爲貨幣刺激解決債務危機，日本“安倍經濟學”邊際效應遞減，貨幣戰隱患出現。這說明，無論哪種經濟思維，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靈丹妙藥。這也意味着，中國新提出的“供給側改革”，必然要汲取國際實踐的經驗教訓，作出符合自身實際情況的詮釋。
美、英等國的供給學派思維實踐，儘管能爲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提供借鑑，但無論在內涵上還是路徑上都會有很大不同。
無論是供給學派、貨幣學派還是凱恩斯主義，在各國的經濟管理中都不可能單項使用。
上世紀80年代美、英等國的供給學派思維實踐，儘管能爲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提供借鑑，但無論在內涵上還是路徑上都會有很大不同。這是以下幾個因素決定的：
其一，中國進行“供給側改革”的經濟形勢與里根時期不同。里根推行供給學派主張時，美國經濟增長率爲負，通脹率爲兩位數。而今天的中國經濟仍保持着主要經濟體中相對的高增長勢頭，通脹風險尚未出現。其二，國際背景不同。里根對供給學派的應用，有冷戰這一重要考量。而今天的國際背景沒有冷戰因素，各經濟體之間的融合程度達到空前水平。其三，發揮空間不同。經濟形勢的差異，決定了中國實施“供給側改革”具有更大的空間，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偏靈活的貨幣政策使用的空間更大。這意味着中國實施“供給側改革”，交叉運用各種政策工具的空間更大。其四，着力點不同。里根時期的“供給側改革”，一個主要着力點是“減”，減少福利開支就是其重要組成部分。而中國的“供給側改革”主要着力點在於“改”，比如在福利開支方面，從目前的政策運用看，不僅不可能減，相反會繼續增加社會福利的投入。
最關鍵的是，中國具有與美國不同的經濟管理傳統，面對的是不同的經濟現實情境。什麼是中國的經濟現實情境?
一方面，供給側不足的弊端已經凸現。在投資面臨邊際效益遞減、出口面臨外部環境不穩定考驗的情況下，刺激消費內需成爲拉動經濟增長“三駕馬車”中最重要的一駕馬車。然而，網絡消費和出境消費的迅猛增長表明，消費內需已得到足夠的刺激，關鍵在於沒有轉化爲拉動經濟增長的內需，許多消費力轉爲外需。不強化供給側管理和改革，就無法聚集經濟增長的動能。
另一方面，現實中還存在供給側不足的許多因素，制約了經濟增長。比如，許多低效或無效產業、企業佔據了過多的生產資源，只能“賠本賺吆喝”;舊的調控手段限制了正常的消費內需;滯後的制度因素抑制了企業活力，等等。
這決定了，儘管在減稅、減少政府幹預、防止貨幣發放無序增長等方面，中國的“供給側改革”很可能與美國的供給學派理論和實踐有相似之處，但不會是供給學派理論的照搬照抄。中國的“供給側改革”，只能、也一定是針對中國經濟現狀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