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結構改革的內涵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旨在調整經濟結構，使要素實現最優配置，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數量。下面本站小編爲大家介紹供給側結構改革的內涵，希望能幫到大家!

盧鋒: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緊扣“改革”這個中心詞,釐清這一概念科學內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點在於“改革”,邏輯重心是市場化取向的體制性、機制性改革。有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什麼”的常識性理解同時也定義了其“不是什麼”。首先,它不是常規的總需求管理政策,其次也不同於供給側調控措施。

觀察近年來我國經濟深度調整期形勢的特點,我認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包含雙重取向或內涵:其一,透過深化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更好地爲結構轉型升級提供保障和助推動力;其二,透過加強市場預算約束與宏觀財經紀律,切實化解宏觀經濟週期擴張派生的失衡與風險,有效防控調整階段資產泡沫新風險因素。加快關鍵領域市場化取向改革,培育經濟轉型升級的內生動力,利用市場約束與出清機制化解資產泡沫因素與金融風險,構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雙重內涵。

第一重內涵強調,力推關鍵領域市場化取向體制改革與機制創新,才能使我國潛在經濟增長能力得以進一步釋放,使得我國技術、產業、經濟結構更好提升。以應對產能過剩難題爲例,我國轉型期面臨的一個現實問題:地方政府對屬地企業仍存超越市場經濟原則的過度行政保護,使得失去市場自生能力的企業難以退出;導致環境保護等方面執法落實未到位,難以化解僵死企業產能過剩,不利於供給側變量更好地響應需求變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重新界定塑造政企關係與政商關係,透過市場、法治方法倒逼缺乏自生能力企業退出,綜合解決產能過剩難題並助推結構調整。

第二重內涵是透過加強市場預算約束與財經紀律,以治理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防控資產泡沫化與過高槓杆化帶來的金融風險,體現廣義範疇市場機制決定性作用。從國內外經驗觀察,對上述問題的消極迴避或聽之任之的態度不可取,採用大規模刺激措施只能拖延甚至加劇矛盾,務實合理應對是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重視發揮市場預算約束和宏觀財經紀律作用,藉助市場出清方式,有序化解經濟過度擴張與資產泡沫化帶來的失衡因素與風險。

從雙重內涵角度理解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我國改革開放時代發展實踐有什麼關係?

盧鋒: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針對近年來我國現實經濟形勢客觀演變發展提出的重大政策命題,其雙重內涵體現在改革開放時代不同時期轉型的發展與宏觀穩定政策實踐中。針對不同時期具體形勢特點,勇於改革、創新機制,爲經濟長期高速增長提供重要和基本的前提條件;對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過度擴張失衡因素與通脹壓力,在硬化預算約束與嚴格宏觀財經紀律前提下,實施行之有效的管控措施加以調節消化。上述兩方面政策實踐取得巨大成功,也是在特定環境下由於多種原因遺留的不足與教訓,成爲貫穿改革開放時代的兩條政策發展線索。

例如,改革開放初期,體制轉型在農業領域、勞動力市場與特區開放領域開始破冰之旅,同時針對當時宏觀經濟過度擴張的形勢,實施“調整、改革、鞏固、提高”八字方針,包含對宏觀失衡的緊縮政策組合。上述雙向組合政策措施引領我國經濟發展實現歷史性轉折,體現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質性內涵。

世紀之交,經濟執行受週期調整規律作用與東南亞經濟危機衝擊,進入減速下行壓力較大與物價溫和負增長階段,我國實施擴大內需的積極財政政策和配套性投資政策穩增長,同時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既保持金融對經濟發展的必要支援,又防止盲目放鬆銀行信貸”。在物價低迷甚至小幅負增長,即所謂的通貨緊縮環境下,仍堅持不採取大規模放鬆貨幣信貸政策,代表了與美歐發達國家通貨緊縮恐懼論學說和政策不同的應對。雖然這一政策對保持經濟增速適度增長帶來更多約束,但對轉型期間較容易擴張的貨幣信貸刺激採取審慎方針,總體看,是爲階段性較徹底地化解通脹失衡矛盾發揮了關鍵因素。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國經濟在體制轉型推動增長與宏觀動態平衡可持續方面都交出了較好答卷。

上述回顧具有多方面啓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針,是針對近年來深度調整內外環境客觀要求的產物,是針對深度調整期經濟增長相對低迷形勢提出的.標本兼治應對舉措,其概念內涵已超出應對當下經濟具體形勢的長期政策含義。回顧我國改革開放時期幾個較大週期發展階段,一方面持續推進改革開放轉型發展,另一方面硬化預算約束與嚴格財經紀律以保持宏觀動態平衡,兩方面政策實踐是貫穿其中的兩條線索,用不同經驗內容折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雙重內涵的規律要求。就此而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對我國改革開放時代經濟發展經驗的總結提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