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有特殊之處，主要表現在經濟結構性失衡，生產過剩和短缺並存，有效供給不足。這種結構性失衡源於三點：一是全球產業鏈分工的“路徑依賴”，許多出口型企業是典型的“訂單生產”模式，如果國外需求萎縮，生產過剩危機立顯。二是政府隱性擔保，包括財稅補貼、融資便利和穩定市場份額等。這類型企業缺乏市場“硬約束”，容易盲目擴大生產規模。三是需求結構性變化，居民需求從數量轉向品質。
所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把關鍵點放在提高企業自生力上。我國上個世紀80年代的經濟改革是”供給改革“成功的一個範例，其特點有兩個：一是改革的落腳點爲企業，致力於提高企業生存力;二是改革措施，包括爲企業減負、推動資產重組和放鬆生產管制等。改革的邏輯是，企業是市場主體，企業發展就意味着就業增加和居民收入增長，進一步帶動需求增長。因此，抓住企業，就抓住經濟增長的命脈。實踐證明，這次改革成效突出。
增強企業自生力，要做好加法和減法。減法是消除企業生產的各種束縛和負擔，加法是爲企業生產創造各種便利。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其一，減負。這是增強企業自生力的前提。重在減掉其政策性負擔，主要集中在稅費、土地成本和人力成本、社會責任等方面。首先，減輕企業稅費負擔。據估計，“營改增”能實現減稅5000億元，但對於全國4000萬中小企業而言，平均減稅約爲1萬元，明顯力度不夠。因此，需要在“營改增”的基礎上，推行出口退稅等一攬子減稅政策。同時，要將普適性減稅與結構性減稅相結合，對需要重點扶持的戰略性新興行業採取特殊的稅收減免政策。其次，降低企業生產性負擔，特別是土地成本和人力成本。強制性、過高的社會保險繳費率是企業用人成本上升快的重要原因之一。近兩年，土地成本也成爲沿海地區企業迅速上升的負擔。改革開放初期處於招商目的而簽署的土地租賃合同紛紛到期，土地所有者紛紛提高土地租賃價格，快速上升的住宅價格更是推高了工業用地價格。再次，減輕企業社會負擔。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的社會負擔是一個長期性改革任務。一些國有企業承擔瞭解決社會就業、建設公共基礎設施、協助政府融資等不屬於企業正常生產營運範圍內的'職責。地方政府的這種做法開始推廣到非國有企業。企業在承擔社會責任後，必然要求政府在稅收、土地等方面給予補貼。長此以往，這種合作模式必然異化企業自身定位，導致企業發展對政府補貼形成依賴性，進而弱化其自生力。
其二，鼓勵創新。政府着重在三方面努力：首先，引導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合理設計有利於企業研發的稅制結構，支援企業研發相關設備進項抵扣，支援企業靈活處理研發固定資產折舊。提高政府對產業研發投入力度，爲戰略性新興產業提供創新補貼，充分利用國際貿易規則透過研究補貼的形式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加大產業共性技術研發力度。其次，鼓勵企業創新型人才建設。尊重企業家個人財產權，激發企業家精神。保護知識創新參與分配的權利，暢通科技人才進入企業的渠道。降低企業用人成本，爲企業引進人才提供方便。再次，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
其三，完善市場退出機制。市場退出機制是企業自生力的外在壓力。要嚴格執行《企業破產法》，鼓勵企業之間進行資產重組。當前而言，資產重組的重要內容是淘汰“殭屍企業”。“殭屍企業”資不抵債，自生能力差，但由於銀行等借貸者和政府的支援而避免倒閉。這類企業佔有大量的實物資源、金融資源和市場空間，但資源利用效率極低。淘汰“殭屍企業”，推動資產重組，需要堅持市場主導。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改革成本由誰來買單?這就需要配套推進相關改革，特別是財政體制改革，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的財權與事權劃分。在經濟下行階段，地方政府稅源縮減，可支配財力在同等事權下捉襟見肘。例如，爲企業減負，降低企業的稅費負擔，勢必進一步弱化地方政府財力。解決思路主要有兩種：一是中央將部分地方統籌的事權承接過來;二是賦予地方更多的財力。第二種思路需要進行財政體制改革。如果短期內不能進行重大財政體制改革，那麼至少要在稅收分成方面有所行動，提高地方政府的分成比例。同時，要重建改革激勵機制，爲積極改革者保駕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