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三次會議上強調，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綜合研判世界經濟形勢和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作出的重大決策。今天，我想借這個機會，就如何正確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如何把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如何保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效推進，下文爲您解答疑問!
一、如何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
大家知道，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現在，社會上有很多討論。但究竟什麼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什麼不是，似乎說的還不是很清楚，有的甚至是誤讀。那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真正含義是什麼呢?我想，至少需要把握以下“兩是，三不是”：
第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質是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首先是改革，對象是體制機制，這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質。離開了這個“改革”實質，去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會偏離本來的含義。實際上，僅從漢語語法上講，不管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是“供給側改革”，都是一個偏正結構短語，“供給側”是定語，“改革”是中心語，顯然“改革”是中心意思。正如總書記所指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質屬性是深化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改變我國供給側的一些妨礙供給結構適應需求變化的舊體制。所以，雖然“三去一降一補”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任務，但不是改革本身。關鍵是看，誰去做，以怎樣的方式去做。改革的對象是體制，而不是問題或任務本身。
第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結構性改革。總書記強調，我們提的供給側改革，完整地說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簡稱“供給側改革”也可以，但不能忘了“結構性”3個字。實際上，我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結構性改革，離了“結構性”的實質，談供給側改革就沒有意義。結構性改革一詞其實來源於西方，強調的是對產生結構性矛盾的體制問題，包括政府和社會、政府和市場、政府和企業關係進行改革，比如，歐洲的勞動力市場和福利制度改革。在我國，結構性矛盾更加突出，特別是產能過剩問題嚴重。這種問題的產生有特殊體制原因，主要是政府與企業關係扭曲。其實，供給側原本不是問題，之所以有問題，是因爲有一隻“有形之手”在起反作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理順這些關係，讓市場真正起到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該入土的“殭屍企業”，就讓它“入土爲安”。
第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等於供給學派的主張。總書記強調，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翻版。大家知道，供給學派是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興起的一個經濟學流派。供給學派認爲，生產的增長決定於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供給和有效利用。供給學派極力主張大幅度減稅，認爲減稅能刺激人們多工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雖然也包括透過降低稅費來減輕企業負擔的要求，但不僅改革的性質與供給學派主張有根本的不同，而且改革的範圍也要遠遠超過供給學派的主張。
第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等於結構調整。現在有一種誤解，認爲供給側結構改革就是結構調整。其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雖然與結構性問題有關聯，但無論是在內涵上，還是在具體措施上都不等同於結構調整。過去，結構調整通常採用經濟的、法律的和行政的三種手段，更多的是採用行政手段。很顯然，這次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雖然也不排斥必要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比如減少虧損補貼、停止殭屍企業貸款、依法實行企業破產等，但與以往不同，對結構的調整將主要是透過改革的辦法，從體制機制入手解決問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是對傳統的調結構方式進行反思後做出的主動選擇。
第五，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搞新的計劃經濟。現在社會上有一種說法，認爲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搞新的“計劃經濟”。這顯然是誤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是進一步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決不是要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上去。過去正是由於市場機制的作用發揮得不夠，政府幹預過多，導致市場不能及時出清，引發各種結構性矛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雖然可能有各種不同的方案，但我認爲，這樣的方案，即使冠以“計劃”之名，也不是原來意義上的計劃經濟了。現在需要的是體制改革，如果只調結構，而不改體制，就難免會陷入“過幾年又來一次調整”的怪圈。這正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要解決的問題。
二、如何把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任務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工作的主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任務艱鉅繁重，可以簡單概括爲：一個核心、三個方面、五大重點。
首先，一個核心，就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這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任務，目的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從供給側入手，針對重大結構性問題推進體制改革，破除一切阻礙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加快實現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
其次，從長遠看，就是要建立健全適應市場需求變化的供給體系。這一體系包括微觀主體、市場體系和市場管理三方面，總的是要完善市場環境、激發企業活力和消費者潛力。按照三中全會精神，這三方面的改革方向：一是要依法平等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的產權和合法利益，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市場競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二是要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着力清除市場壁壘，打破行業壟斷和地方保護，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和公平性。三是要着力解決政府幹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推動依靠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配置資源，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
最後，從近期看，就是要全面落實“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重點任務。一是積極穩妥化解產能過剩。要按照企業主體、政府推動、市場引導、依法處置的辦法，因地制宜、分類有序處置過剩產能和“殭屍企業”。二是化解房地產庫存。透過加快農民工市民化，擴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庫存，穩定房地產市場。三是防範化解金融風險。要依法處置信用違約，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規範各類融資行爲，妥善處理風險案件。四是幫助企業降低成本。包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企業稅費負擔、社會保險費、企業財務成本、電力價格、物流成本等。五是擴大有效供給。打好脫貧攻堅戰，支援企業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培育發展新產業、新產品、新業態，補齊軟硬基礎設施、人力投資等短板。
這五項任務的.核心是深化改革。去產能，就要處置“殭屍企業”，該“斷奶”的就“斷奶”，該斷貸的就斷貸。去庫存，就要加大戶籍制度改革力度，建立健全農民工進城的財稅、土地等配套制度。去槓桿，就要有序打破剛性兌付，推進金融改革。降成本，就要推進稅收、社保制度、壟斷行業改革和政府職能轉變，把整體稅負降下來，把不合理的收費取消掉，把行政審批減下來。補短板，就要推進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健全科技創新體制，推進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健全基礎設施投融資機制，解決好“錢從哪裏來、投到哪裏去”的體制問題。
三、如何保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有效推進
總書記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關係全局、關係長遠，一定要切實抓好。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仍然較大，一些實體企業生產經營仍然困難，市場風險點增多的形勢下，如何保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效推進，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實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4月29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進一步明確了有關政策方針。我體會，主要是要做到“三穩定、兩調動”。
第一、穩定宏觀經濟。這就是要爲結構性改革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爲此，要堅持適度擴大總需求，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要真正積極，穩健的貨幣政策要真正穩健，注重把握重點、節奏、力度。要保持定力，避免用加槓桿的辦法硬推經濟增長，確保中央已定的政策不走樣、不變形。
第二，穩定市場執行。主要是要保持金融市場穩定，防範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中央已明確股市、匯市、樓市的政策取向，這就是要回歸到各自的功能定位，尊重各自的發展規律，不能簡單作爲保增長的手段。要保持股市健康發展，充分發揮市場機制調節作用，加強基礎制度建設，加強市場監管，保護投資者權益。要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逐步形成以市場供求爲基礎、雙向浮動、有彈性的匯率執行機制。要保持房地產市場穩定，有序消化房地產庫存，注重解決區域性、結構性問題，實行差別化的調控政策。
第三，穩定社會就業。在去產能的過程中，要妥善處理下崗失業問題，有的要轉崗，有的要幫助他們解決生活困難，有的破產企業職工要直接納入低保，有的讓他們接受培訓，提高再就業能力。同時，社會政策要託底，更好發揮社會保障穩定器的作用，把重點放在兜底上，保障羣衆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公共服務。
第四，調動企業家積極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無論是“殭屍企業”的處置，還是房地產庫存的消化，以及有效供給的增加，都離不開企業家的積極主動參與。要堅持基本經濟制度，引導好社會心理預期，重視產權保護和知識產權保護，完善商業法制環境，着力營造扶商、安商、惠商的良好市場氛圍，切實發揮企業家的重要作用。
第五，調動各級幹部的積極性。當前，各方面對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認識不斷提高，有關部門已出臺了一些政策措施，許多地區研究制定了綜合性方案和專項方案。國家還將制定出臺一系列政策措施和改革方案。無論是政策和方案的制定，還是落實，都需要各級幹部的擔當作爲。充分調動廣大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的積極性，才能保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各項措施落到實處，取得實效。
總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我們要深刻理解它的時代背景，準確把握基本要求，結合本職工作，積極主動地投身到這項工作中去，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