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高職院校校園文化建設與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必然管理
高職院校價值目標的提出和選擇必須從客觀環境出發，符合具體環境的要求。因此，高職院校價值定位還需放在社會轉型和學校轉型的背景之下去探討。社會轉型對理想新人的需求規定着當今學校的存在價值“不再停留和滿足於傳遞、繼承人類已有知識，實現文化的‘代際遺傳’和社會生產力、生產關係的複製式再生產，而是追求爲社會更新性發展、爲個人終身發展服務的存在價值，使教育成爲人類社會更新性的再生系統”。這一價值轉換意味着學校教育觀念的系統更新，在時間維度上，學校教育由注重“過去”、以傳遞人類歷史上形成的知識體系爲基本任務轉向未來社會變化對個人終身發展的要求，將歷史的資源透過現實教育，轉化爲增長個體適應未來發展需要的能量，它追求的是教育“過去”、“現在”和“未來”三個社會和個人發展的時間維度的溝通與融合，使學生具有不斷增生和創造性重建所學習的知識與文化的意識和基礎性能力。在關係維度上，學校教育需要重新考慮兩個關係:一是學校教育使命與社會需要何種人才的關係;二是學生個體與社會的關係，前一個關係要求學校教育摒棄封閉性、關注社會、變化以及社會對人才思想政治教育要求的變化，後一個關係要求學校教育過程關注學生思想政治的社會化;在培養目標上，從知識傳遞爲本轉向以培養健康、品德高尚的人爲本。
2、構建良好校園文化，促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發展
由於長期受傳統知識觀的影響，高職院校教育給予知識較高的確定性和權威性，使得教師在教學中只注重傳授學生系統知識以及培養學生的邏輯認知能力。我們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在這種“理性的”教學中逐漸喪失標新立異的想法，越來越多的學生面對教師的提問給出異口同聲的回答，越來越多的學生對外在世界表現出默然。對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的長期忽視，不僅帶來了學習的舉步維艱，而且在這種教學方式下成長起來的學生也丟失了本該具有的獨特、鮮活與靈性。我們並非反對知識學習，而是不贊同過分關注知識傳授而忽視了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自誇美紐斯提出“泛智”理想以後，西方理性主義文化範式影響了整個世界，也包括中國的教育。經過後世學者的不斷演繹和學校實踐的不斷強化，理性化的教育理想成爲近現代學校追逐的目標，人們甚至用“理性之網”過濾了現實生活的自然性和豐富性，獲得系統的、可在有限時間和空間傳播的知識，這種知識漸漸遠離了日常生活的真實性。保羅·朗格朗在《終身教育引論》中指出“教育事業，按照原來的計劃和實際的作用，特別是採取教學這種方式時，大大促成了構成人格的各個部分的彼此分離。爲了教學的霖要，人的某一方面，例如以認識形式而出現的智力方面，被專橫地孤立起來，而其他方面不是被遺忘就是被忽略，或者退化到一種胚胎狀態，或者是雜亂無章地發展，從而破壞了個性的平衡。”從目前學生身上反映出的越來越多的心理不健康、道德感下降、知識僵化少創新等問題來反思學校文化存在的弊端，我們可以發現學校在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存在缺失。與近代型學校相比，現代型學校的視野中更多的是“整體的人”，關注人的整體和諧發展。作爲教育對象的人本來就是一個整體的人，不論是古希臘時期人們對和諧發展的嚮往，還是馬克思對人的全面發展的`論述，都暗含着對人的整體性發展的訴求。心理學家馬斯洛說:“如果我還可以再說一句的話，那我就要強調人性的高度整體性質，這與行爲主義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的分析——分解——原子論——牛頓式方法是水火不相容的。”追求人的整體發展的價值取向是人的內在本質使然，只不過分析思維在教育領域的盛行遮蔽了這一取向。當過於細化的分工給人的生存帶來危機時，人們開始察覺到學校教育並未使人的“完整性”獲得很好的發展。除此之外，當今社會知識更新率的加劇、行業變更速度的加快和時代的瞬息萬變，使得每個人都難能以體力、智力、思想等某一個方面獲得很好的生存，也不可能預測獲得哪幾個方面的發展就可達到“適者生存”。這就要求人的發展必須是在一種整體水平上的發展。迫於人之發展內外兩方面的要求，現代型學校不斷改變着傳統學校文化的弊端，從教育內容上看，不再將視角鎖定於學科知識的傳遞上，而是轉向學科知識與生活領域、職業實踐領域、科學技術領域、人生領域等方面溝通的教學內容;從教學方法上來看，更注重綜合性活動、開放性活動的設計以及多種方法的運用，充分發揮學科的育人價值，傾向於促進學生各方面的和諧發展以及綜合能力的提高;從教學設計上來看，更注重教學過程的生成性，努力溝通書本世界與學生的生活世界。這些努力是建立在如何看待學生的基礎上的，將學生思想政治教育體現了現代型學校文化對關係思維、整體思維、過程思維的重視，思維方式的改變將帶來學校整體面貌和內在機制的巨大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