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企業管理道德與社會責任的幾點思考

論文關鍵詞：管理道德　道德規範　社會責任　經濟效益　　　論文摘要：企業是現代市場經濟活動的主體，企業行爲的根本目的是取得最大利潤。但企業處於整體的社會環境中，企業要生存，贏得長期的經濟利益，就要注重自身的管理道德和社會責任。本文試圖從經濟學和管理學的雙重角度，透過對企業管理道德、社會責任與經濟效益三者之間關係的分析闡明這樣一種觀點：企業的管理道德水平和社會責任與企業的經濟效益是正相關的。這種認識對於處於中國市場經濟體制建立過程中的企業發展來說，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企業是市場經濟的微觀主體，其市場活動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利潤最大化，但是企業又是社會行爲者，在進行管理活動中，必然面對不同的利益、不同的人際關係以及不同的社會羣體，因此企業在獲得生存的前提下，在管理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道德和社會責任問題。據調查：65%的美國人認爲，20世紀70年代中期到20世紀80年代，社會道德的總體水平下降了。華爾街的金融醜聞，安然、世通公司的破產，大量的會計造假事件等，引起了人們對企業管理道德與社會責任的關注。　　管理道德和社會責任，首先是一個價值判斷的概念，與經濟學和管理學中的“經濟人”的理性假設不同。企業在經營管理活動和社會交易過程中，很可能會爲了自身利益而損害其他人的利益，比如，生產假冒僞劣商品給企業帶來了經濟收益，這顯然是對社會不負責任的行爲，違背了基本的道德規範。　　一、管理道德和社會責任的含義　　管理道德或稱之爲道德規範，是指規定管理行爲是非的慣例或原則的總和。簡言之就是人們判斷一件事情對與錯的原則和信條。這些原則與信條是企業處理與他人和社會關係的指導，也是判斷自己行爲是否正確或恰當的基礎標準。　　對管理道德可以從狹義和廣義兩個方面來理解。狹義的管理道德是管理者的行爲準則與規範的總和，是在社會一般道德原則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特殊的職業道德規範體系，它是透過規範管理者的行爲，以實現、調整管理關係爲目的，並在管理關係和諧、穩定的前提下進一步實現管理系統的優化、提高管理效益。狹義的管理道德是從企業內部來考察的。從廣義上來說，管理道德不僅是企業管理者內部行爲要符合道德標準，還涉及到企業對外部環境和外部利益關係處理時面臨的道德選擇。本文中的管理道德是從廣義的角度來說的。也就是說，一個企業的管理道德取決於其組織環境中的社會道德、職業道德和高層管理人員的個人道德。社會道德是企業道德規範的基礎，是企業生存環境的整體價值判斷和標準。職業道德是針對不同行業和個人行爲的規範和標準。而高層管理人員的個人道德是指導個體與他人交往時正確與否的判斷標準。　　所謂社會責任是指企業追求有利於社會的長遠目標的義務，而不是經濟和法律所要求的義務。也就是說，企業要怎樣決策、怎樣進行市場行爲，才能既有利於經濟效益的取得，又可以造福社會，至少不會損害社會。　　在談到企業的社會責任時企業往往會面臨一個“向誰負責”的問題。企業面對着內部和外部環境，從社會責任的角度說，一個有遠見的企業會考慮與其利益相關的所有人員：股東、管理人員、普通員工、客戶、該企業存在的社區進而整個國家。由於這些人員主體各自的利益不同，對“責任”的認定標準也不相同。在很多情況下，企業的經營行爲會做出使一些利益相關者受益，而使另一些受到損失，這就涉及到了企業道德規範的約束和激勵。　　二、管理道德、社會責任與企業經濟利益的博弈分析　　管理道德與社會責任不是企業與生俱來所應有的目標。因爲企業行爲的根本目的是取得經濟利益，實現利潤的最大化。但是由於企業生存在一定的環境中，在追求經濟利潤最大化的同時，要考慮到社會責任（這種責任既包括對內也包括對外的），此時，企業的管理道德就會起作用，道德標準和價值觀就會影響企業取得經濟利益的行爲和態度。1、道德風險與經濟利益的博弈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對道德作過這樣的闡述：“由於這些公司的董事們是他人錢財而非自己錢財的管理者，因此很難設想他們會像私人合夥者照看自己錢財一樣警覺，所以，在這類公司事務的管理中，疏忽和浪費總是或多或少存在的。”在這裏，亞當·斯密更多的是從企業管理者自身的角度提出了在管理過程中涉及的管理道德的風險問題。科託威茨（witz）,-指出：道德風險存在於下列情況：由於不確定性和不完全的或有限制的合同使負有責任的經濟行爲者不能承擔全部損失（或利益），因而他們不承受其行動的全部後果，同樣的，也不享受行動的所有好處。由於在經濟活動中人們的資訊不對稱，因此在籤合同時總會遇到一些不確定性，使得經濟行爲者不能對自己的行爲負有全部責任，這就是合同的不完全性。　　《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對道德風險的解釋是：“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在最大限度的增進自身效用時作出不利於他人的行動。避免道德風險的關鍵在於，是否能夠把全部後果適當的轉嫁給經濟行爲者。如果能夠把利益留給自己，而把損失轉嫁給別人，就有可能產生道德風險。”從這個角度說，企業的經營活動所帶來的經濟利益與其管理道德是緊密相連的。管理道德與經濟收益存在着很明確的博弈關係。　　從長期來看，企業的管理道德行爲不僅與企業的經營活動密切相關，而且還與其經濟效益的取得直接關聯。企業在進行管理道德與經濟利益權衡時，如果充分考慮到謀求長遠利益的發展，就會進行講道德的活動。同樣的，對於一些中小企業來說，在面對以生產假冒僞劣商品獲得暫時的生存還是以質量上乘的產品在市場上爲自己明確定位來發展壯大的選擇時，毫無疑問，管理道德將對其經營行爲提供指導。可以說，企業的道德規範對其經營產生了一定程度的約束作用。　　2、社會責任與經濟績效的關係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米爾頓·弗裏德曼認爲，今天大部分的職業經理對股東負責，因此評價他們的經濟績效的主要標準就是財務收益率。從微觀角度理解，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行爲增加了經營成本，而這些成本最終要轉嫁給消費者或者降低成本而轉移到股東身上。應該說，這是一種傳統的古典社會責任觀點。在現代，社會對企業的預期發生了變化，企業要獲得長期的發展壯大，應該考慮的是長期的資本收益率。企業對社會責任的承諾是不同的，很多的短期行爲對企業來說可能會有巨大的經濟效益，而社會責任更多的表現在長期利益的取得上，所以，對於企業來說就需要考慮犧牲短期利益來換取社會效益的尺度問題。社會責任和利潤最大化本身並不矛盾，如果在承擔社會責任的同時，又能獲得自身的利潤，這是最爲理想的情況。實際上，企業更多的時候是在利益和社會責任之間找到平衡點來進行經濟活動的。　　從實證的角度考察管理者和企業有社會責任的行爲對經濟績效的影響更能夠提供有力的證據。強生公司前總裁James Burke考察了強生、施樂、柯達等公司在1950年1990年的公司市值，年增長率高達11.3%，遠遠超過了同時期道瓊斯工業指數上榜企業年均6.2%的速度。上表列出了美國六種最大、最受歡迎的基金，這些基金的管理者都是樂於承擔社會責任的，其基金的回報率也是與全部證券基金平均水平相當(見表一)。　　很多研究都表明，企業的社會責任與經濟績效之間存在着正相關的關係。首先，企業承擔對內部員工的責任，使員工和社會受益，會促進員工的努力工作，爲企業創造更多的價值，這是激勵機制的'體現。其次，企業對外部社會責任的承擔不僅有助於整個社會整體責任感的提高，而且爲企業自身長遠發展提供了基礎，信譽、品牌和企業形象對於企業長期經濟利益的取得起到巨大的促進作用。另外，有研究顯示：那些注重社會責任的企業通常經濟效益都很好。因爲這些企業有能力承擔社會責任。成功企業的經濟利益和社會責任的衝突相對來說比較小，企業做大了，他就有能力，也比較願意考慮企業長遠利益。那麼，對於中小企業或者說剛剛建立的企業是不是就不需要承擔社會責任了？在這一點上，筆者認爲應相信循環的法則，企業要獲得經濟效益就必須要有道德，要承擔社會責任，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生存、發展。道德和誠信是企業長遠利益的源泉之一。三、對中國企業的啓示　　企業參與社會公益事業或採取承擔社會責任的行爲，確實有它的功利性，這種參與可以給企業帶來一種品牌的延伸。企業透過公益事業得到社會的認知，至少可以在企業與社會之間產生一種互信。企業管理道德、社會責任與經濟效益的取得不能對立和分割來看。中國的市場遊戲規則應該說並不完善，在這樣一個轉型年代裏，商業、企業正在扮演一個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很多企業在經營過程中面對法律、道德各方面問題。企業和企業遊戲規則正處在完善和並不完善的過程中，中國企業本身應該怎麼做，怎麼在實踐中處理好遊戲規則中已經涉及或者沒有涉及的管理道德和社會責任問題，是我們的企業在自我發展中要充分考慮的因素。企業要有超前的意識，在追求利潤的同時，要充分重視怎樣爲社會盡到責任。在這方面，美國的企業家和企業爲我們提供了有益的做法。比爾·蓋茨在其預先設立的遺囑中，除了給自己的3個孩子每人留下了1000萬美元和價值1億美元的家族住宅外，其餘98%的財產，將全部留於以他和妻子的名字命名的基金會。強生公司建立了嚴格的道德監察制度，等等，都說明了美國的企業家和企業更加註重自己的社會責任和道德建設。　　一個企業的道德規範直接影響其承擔社會責任的程度。中國企業在發展中要塑造自己的企業文化，而道德規範應該成爲企業自身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爲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員或者企業家，其自身的道德水平具有重要的意義。去年非典時期，北京同仁堂做出的不漲價的決策，既是自身道德規範的體現，同時勇敢地承擔了社會責任，當然，可能會造成一部分的經濟利益的損失，但這種對企業發展具有長遠意義的舉動，爲其進一步發展擴大了空間。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