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北宋 西夏 戰事詩 詩史
論文摘要：以詩傳史、以詩證史的“詩史”觀念是中國古代重要的詩學傳統，其發展到宋代日趨成熟，宋夏戰事詩正是宋人“詩史”觀念的產物，它融鑄着文人士大夫深沉的憂患意識與濃郁的愛國情懷。宋夏戰事詩具有鮮明的“詩史”性質，並呈現出以下特點：1．發於危難，記錄史實；2．有史有情，忠憤沉鬱；3．律切精深，意在言外。透過對宋夏戰事詩“詩史”性質的考察，可以幫助我進一步去深入認識歷史、反思歷史，並從中積累民族的生存智慧。
近代國學大師陳寅恪在其《重刻西域人華化考序》中說：“有清一代經學號稱極盛，而史學則遠不逮宋人。”這是宋代史學發達，文人史學意識強烈的最好說明。記錄百餘年宋夏戰爭狀況的宋夏戰事詩，正是宋人“詩史”觀念下的產物。宋代是歷史上非常特殊的時代，其以文治國的政治方略，造就了有宋一代燦爛的思想文化，但同時也導致了軍事力量的薄弱，因而在與遼、金、西夏等少數民族政權對峙的過程中，宋廷基本上都處在被動挨打的境況之中。面對國家命運受到嚴重威脅，北宋文人內心的愛國熱情及憂患意識頓然勃發，他們不僅走上戰場，親歷戰爭，同時用詩歌記錄了他們在國家危亡時期的所聞、所見、所感，共創作了近幹餘首與宋夏戰事相關的詩歌。這些作品內容豐富，感情充沛真切，既具有紀實性，同時又不乏強烈的主觀情感色彩和獨具特色的藝術個性，體現出鮮明的“詩史”性質。鑑於前人對“詩史”內涵的莫衷一是，本文先就其概念作簡要辨析，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說明宋夏戰事詩的“詩史”性質。
一、“詩史”觀辨正
從記述史實、考見得失、褒善貶惡的角度出發，中國傳統的“詩史”觀念當肇始於孔子所整理的《春秋》，它以魯史爲主線，記述了當時天下大勢的演變情況，具有以文傳史的性質。此後，孔子創立的“春秋筆法”逐漸滲透到詩歌創作領域中，詩、史互證的觀念也開始得到加強。
到了唐代，“詩史”概念被明確提出。唐人孟柴在其《本事詩》中雲：“杜(甫)逢(安)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爲‘詩史’。”_2J(孟綮認爲杜甫詩歌真實地記錄了安史之亂期間的社會現狀，具有以詩傳史的意義，因之稱其爲“詩史”。自此之後，“詩史”遂成爲杜詩特質的經典概括。
到了宋代，由於其軍事力量的孱弱，周邊少數民族政權不時對宋代邊境及朝廷進行武力威脅，這使得宋朝的民族矛盾異常尖銳。爲了激發和鼓舞世人的愛國思想及憂患意識，北宋文人開始進一步彰顯杜甫以詩記史的創作觀念，“詩史說也隨之在宋代被進一步彰顯與完善。如北宋詩論家黃徹在其《蛩溪詩話》卷1中雲：“子美世號‘詩史’，觀《北征》詩云……史筆森嚴，未易及也。”蔡居厚在《蔡寬夫夫詩話》中雲：“子美詩善敘事，故號詩史。”史繩祖《學齋佔畢》卷4雲：“惟其字字有證據，故以史名。”以上諸家提到的“史筆森嚴”、“詩善敘事”、“字字有證據”等概念，都是對杜詩以詩傳史性質的確認。黃庭堅更是以“千古是非存史筆，百年忠義寄江花”(《次韻伯氏寄贈蓋郎中喜學老杜詩》)來概括杜詩“詩史”的內涵。南宋的潘淳在其《潘子真詩話》中對此作了進一步闡釋：“老杜雖在流落顛沛，未嘗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陳時事，句律精切，超古作者，忠義之氣，感發而然。”其立足於杜詩以史筆陳時事，抒發忠義之情來揭示其“詩史”內涵，而對杜詩“句律精切”的強調，又迎合了宋人作詩的理念，由此賦予杜詩“詩史”觀以全新的內涵。然而，這一時代觀念的融入，在某種程度上又沖淡了“忠義”之情的抒發。因此，明清時期的理論批評家在賦予“詩史”說以時代特徵的同時，對宋人的“詩史”觀念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
明人楊慎認爲：“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韻語紀時事，謂之詩史。鄙哉宋人之見，不足以論詩也。”在楊慎看來，宋人只看到了杜甫詩歌的紀實性，而忽視了其所包涵的內在情韻。他認爲“詩史”說的要義不僅是鋪陳時事，同時還要意在言外，富有情韻。前七子中的何景明更是從“詩本性情之發”的觀念出發，批評杜詩“博涉世故，出於夫婦者常少；致兼雅頌，而風人之義或缺。”此語意在指出杜詩一味描寫對社會現實的所見所感，而忽視自我內心的個性化情感，這明顯脫離了詩歌的抒情本質。此後，李贄提出“童心”說，公安派倡導“性靈”說，這都是對詩歌應張揚個性、舒張情感的強調。受其影響，明代的詩文理論家亦以“情本論”來評價杜詩。明末清初的吳偉業在“詩與史通”思想的基礎之上，提出了“史外傳心之史”的嶄新命題；錢謙益在推舉杜詩紀實性與愛國思想的同時，亦賦予其以“心”傳“史”的內涵。二者所謂之“傳心”，實際上就是抒發特定時境下的內心情感，目的均是爲了明晰詩與史的界限，從而將“以詩傳史”的傳統“詩史”內涵向詩歌的抒情本質迴歸，宋人重道德情感的“詩史”觀因之受到空前挑戰。可見，在不同的歷史時代與文化背景下，“詩史”觀始終都被敷染着一層主觀色彩，從而造成了內涵上的不確定性。那麼究竟以何標準去看待“詩史”觀念呢?在筆者看來，欲解答以上問題，我們還是有必要再回到唐代孟綮對“詩史”內涵的最早說明。盂柴在定義“詩史”觀念時，明確指出杜詩之所以被當時號爲“詩史”，其原因是“杜(甫)逢(安)祿山之難”，而且將社會動盪流離之現實“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這其中的“畢陳於詩”、“殆無遺事”都是針對杜詩反映社會現實的深度和廣度而言，而以“隱”來加強“畢陳於詩”與“殆無遺事”之間的聯繫，實則是對“詩史”隱時世而顯性情之抒情方式的強調。因而“推見至隱”正是針對創作主體的主觀情感而言，即以自我的主觀情感體驗去反映現實、感悟世事，而不僅僅是記述史實，以此來凸顯以詩傳史的特殊性。正如現代學者們所說的那樣：“像杜詩這樣刻畫如此衆多‘亂離人’的羣相，這樣廣泛地反映他們的生活，這樣真實而深刻地表達他們的思想感情，確實是前無古人的。這是杜詩之所以堪稱一代詩史的重要原因”；“史實只提供事件，而杜詩則提供比事件更爲廣闊、更爲具體也更爲生動的生活畫面”。透過古人的評述與現代學者的闡釋可見，記述歷史史實與表達思想感情的雙重結合纔是“詩史”的核心內容。當然，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時期，“詩史”作品所反映之“情”的內涵不盡相同。這也就是後世在論及“詩史”內涵時，總是會敷染上不同時代的思想文化特徵，並對“詩史”觀有不同理解的原因之所在。
由以上辨析可見，被稱爲“詩史”的作品不僅能夠反映某一時期重大社會事件，具有一定的歷史價值，而且創作主體還應以時代價值觀念對歷史事件作出情感評價，並運用一定的藝術手法加以表現，使其具備一定的審美價值。
從此意義上講，杜甫雖然是最早享有“詩史”盛譽的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