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將史詩的表現特徵作爲審美的對象加以認識，指出史詩將史學性與文學性融合爲一體，站在歷史的環境及原點上，透視人性的複雜狀態，揭示由於人性矛盾客觀的存在而導致歷史戰爭的社會現實。認爲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在史詩的表現特徵上、敘事結構上以及全面地對人性加以詮釋方面，具有獨特審美表現的魅力。
［關鍵詞］ 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美學本質
一、《摩訶婆羅多》的史實性和寓言性
《摩訶婆羅多》的書名意思是“偉大的婆羅多族的故事”。全書共分十八篇，以列國紛爭時代的印度社會爲背景，敘述了婆羅多族兩支後裔俱盧族和般度族爭奪王位繼承權的鬥爭。關於《摩訶婆羅多》，我們不能簡單地將其看作是對印度歷史上婆羅多族同族手足間的骨肉相殘的戰爭，而是要透析它的整個敘事過程，透析它的敘事表現、人物塑造和語言表達，認識其作爲文學寓言性和象徵性存在的特殊意義，從而發掘其內在的美學精神和美學態度，據此而反觀人性的存在和人性的表現特徵，反觀人性對物質世界的矛盾認識和矛盾反映，進一步認識人類在矛盾困境當中對於真善美絕對精神之存在的哲學追求。
徐梵澄認爲：“世間宗教，莫不自有其獨立之寶典，而印度教之寶典，乃自一史詩分出，稍異；此史事非他，又至親骨肉同室操戈以相剪屠之流血史事，故說者往往視若莊列之寓言。”［1］據此說法，我們可以意識到《摩訶婆羅多》這部史詩關於人性本質的寓意價值。與此同時，恰恰是出自於史詩的特殊文學形式，其文學性的表現要求和審美要求，就使得史詩的內容與結構較之現實性戰爭本身，發生了異乎尋常的變化，一部“至親骨肉同室操戈以相剪屠之流血史事”，令人性中的矛盾衝突更爲鮮明地展示出來，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本質：人的矛盾狀態或矛盾化的人，這種矛盾的客觀狀態，在社會動盪、利益紛爭突顯的時候，會有十分尖銳的表現，而其尖銳性甚至可以達到於至親骨肉不顧、手足同胞相殘的程度。
如同荷馬史實一樣，這部史詩的敘事方式和表達方式是文學性的。一方面，要表現特定歷史狀況下的戰爭現實，另一方面，則體現出作者寄予戰爭背景和形象塑造的深刻寓意。文學的最初意義是要敘述歷史，它的最基本和最深刻的精神都是歷史精神，透過文學形象，歷史的面貌可以還原、重生在我們的腦海中，經過想象力的創造，得以展示其存在的狀態和意義。從這個認識態度上講，史詩是一部文學大詩，也是一部歷史精神的大詩。史詩的基本敘述結構和矛盾原點是戰爭性的，這是依據歷史的特徵而提煉出的文學性敘述特徵。
從歷史上看，凝練和揭示歷史的出發點是戰爭，戰爭是生產力發展的狀態和社會財富分配的結果。在一定的生產力狀況下，物質財富的總和要與人們生存需要產生矛盾，形成不相對應的關係。人們往往憑藉不同條件——體力、智力、優勢環境力等等，佔據不同份額的財富，並以此劃分出人的高低貴賤。在歷史概念中，人的條件更多的是表現爲人羣圈子的條件，即是部族之間的高下不等的條件，哪個部族佔有財富的條件充分，它就愈加擁有文化主動權力。這個文化主動權力包括：發佈政治主張、思想主張，決定生產形式，確定人與環境的關係，制定財富目標和享受的程度等等。這樣的文化主動權，在歷史特定的生產力狀況下，會顯得十分超前，表現到極端，往往就是霸權文化主動權力的表現。
從哲學的角度上看，人對財富的要求與人根本性的財富觀是一對矛盾。作爲宇宙中的人類，人性的本質要開掘與發展，其財富觀與面對客觀世界的物質觀應當形爲一致，即依據客觀條件，決定人的物質生活範圍與權限，用倫理性的社會標準和方式限制人的權力意志和思想行爲。然而，附載在人性本質上面的慾望觀念，往往要阻止人性本質精神的開掘與發展，要去違背客觀物質條件，開放物質生活範圍與權限，誇大人對物質的擁有性和享用性。其結果，導致在哲學意義層面上的人性矛盾面的深刻對立與衝突。
史詩就是要將歷史性的內容與哲學性的內容凝聚在一起，以一個高度典型化的形象呈現出來。這個史詩典型化形式必須具備兩個因素，一個是戰爭性的敘事情節因素，另一個則是戰爭重創下的人性覺醒與重識因素。這個因素構成史詩壯闊的畫面、豐富而複雜的情節內容和悲劇的美學感傷。《摩訶婆羅多·序言》道：“這部史詩的基調是頌揚以堅戰爲代表的正義力量，譴責以難敵爲代表的邪惡勢力。在史詩中，堅戰公正、謙恭、仁慈，而難敵則相反，貪婪、傲慢、殘忍。他的'倒行逆施不得人心，連俱盧族內的一些長輩也同情和袒護般度族。在列國紛爭時代，廣大臣民如果對交戰雙方有所選擇的話，自然希望由比較賢明的君主而不希望由暴虐的君主統一天下。《摩訶婆羅多》正是這種希望的形象化表達。”［2］出於人性的正直和善良，人們對於動盪社會利益衝突下發生的戰爭現實持有一個基本的價值主張，這是一個真善美的人性狀態，存在於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透過意識形態形式尤其是文學審美的形式不斷被認識、肯定和揭示出來。
《摩訶婆羅多》創作的存在，證實了人類對於人性精神內質的總的認識和對於文學語言寓意形式的總的認識。從這個意義上看，《摩訶婆羅多》作爲一部史詩，其寓言性的精神象徵意義要遠遠高於史實性的現實意義，它在反映社會狀況和戰爭形態的同時，更深刻地反映出人類對於真善美絕對真理存在的態度。
二、《摩訶婆羅多》的敘事結構與敘事力量
如果抽象地看，歷史實質上是人性的衝突。對於《摩訶婆羅多》這部史詩來說，其敘事的力量突出顯示在人物行爲的雙重性上面：人物要追求一個正義的結果，卻要用詭計的方式達成那個結果。於是，透過人物的行爲選擇，便可以追尋到人性的矛盾衝突。更重要的是，我們還可以追尋到人性當中許許多多的弱點——包括軟弱、猶豫、懶惰、自傲等等。當我們追尋到種種弱點的蛛絲馬跡的時候，同時看到的是人性中絕對精神存在的孤立性，看到它孤寂的遠離人類生存之地的慘淡之光，而人性的弱點，卻在喧囂的人世環境中得到存在的默許。
這樣的歷史客觀性和人性客觀性，在《摩訶婆羅多》中透過“正義與詭計”、“武士與殘暴”相反相成的矛盾化敘事方式鮮明地揭示出來。《摩訶婆羅多·序言》道：“史詩作者立場高遠，對現實的認識是清醒的，並沒有將代表正義一方的般度族理想化。在史詩描寫的十八天大戰中，每逢關鍵時刻，般度族都是採用詭計取勝的，正義的光彩漸漸減卻。而難敵遵守武士戰鬥規則，在戰死時，天神們爲他撒下鮮花。史詩作者顯然面對着人類生存方式的困境。堅戰爲了謀求般度族的和平生存，做出最大限度讓步，也未能阻止戰爭。而難敵遵循剎帝利武士征服世界、追求財富的使命，也始終堅信自己的事業是正義的。人世間的利害衝突無法避免。衝突的結果是兩敗俱傷，人類自身遭受毀滅性打擊。……史詩作者最後安排般度族兄弟和俱盧族兄弟在天國相遇。現在，大家都已成爲天神，擺脫了人類的卑微生活和自私心理，泯滅了忿怒和仇恨之情，個個儀態安詳，享受着真正的和平和安寧。”［3］是追求正義的思想和行動，還是透過血腥的殺戮獲取王位？史詩的敘事沒有將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價值觀清晰剝離，而是讓戰爭在血腥味中洋溢着一股激情，在自私的爭權奪利中迴盪着一種高尚靈魂的聲音。顯然，在作者看來，對於人性的認識，不能脫離客觀現實，如果戰爭是人類生存環境中所必然存在的客觀事實，那麼，客觀化的人性也必然要在人類生存的環境——戰爭的環境中奮鬥、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