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有人立即要說，楊、王之論並不是要限制詩歌的表現範圍，他們不滿的是杜甫“直陳時事，類於訕訐”，不符合“含蓄蘊藉”的藝術標準。這的確是他們的明顯意圖，而且我們一開始就說了，這屬各人的審美愛好，不值得爭論。杜甫的詩藝，即使限制在最能代表其“詩史”名號的那一類詩作中，其固有的沉雄博麗，造語精切等也爲世人所公認，“直陳”也不必然“無味”(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語)。因此，本文不爲杜甫的詩藝辯護，不爲審美興趣爭論，只爲“詩史”二字正名。楊、王固然可以有自己的喜好，但由此進一步貶斥“詩史”之譽，就有點限制詩歌表現範圍的嫌疑了，這是我們不妨指出的。
嫌疑還只是嫌疑，楊、王之論的明顯誤區在於單純地認“史”爲“文字記載”，進而爲“一般史書”。舉前引楊慎語“如詩可兼史，則《尚書》、《春秋》可以並省”爲例可知，他們的“史”，就是《尚書》、《春秋》那樣的“一般史書”。這是一種直覺，是他們看到“詩史”二字時的直覺。楊、王由此出發，認定“詩史”的名號，抹煞了詩、史兩種文類的界線，是宋人乃至世人糊塗、鄙陋的表現。
當然，詩如果寫成“一般史書”，或宣揚詩與“一般史書”沒有區別，那肯定是詩的不幸，他們的不滿有道理。但問題是，如上分析，“詩史”之譽，並不包含這樣的意味。因此可以說，楊、王之指責“詩史”，有點無的放矢。
不過，我們還應該設身處地地代楊、王立言。他們可能會反駁：即使考慮到“史”字有兩個範疇義——“文字記載”和“歷史本身”，仍可以從此兩方面追問，爲什麼“詩史”之“史”不是“一般史書”以及爲什麼“對歷史本身的反映或表現”就是“好”詩?這兩個問題是緊密相關的。我們也必須給予明確的答覆理由，否則就是滿足於我們自己的直覺。先探討第一個問題。它是在追究“詩史”之“史”的特定意味。關於這個“特定”，首先有一個誘人的界定思路：“這是用詩寫成的”，或“以詩的方式反映或表現”。但我們不打算採納這條追“詩”的道路。
理由有四：一，對於“詩史”名號而言，這是一個明顯事實，我們不再饒舌。二，同時，此思路也隱含着陷阱。循此思路，極易墮入對詩的本質、定義的爭論，這早已是無休止的老生常談。這又導致理由三，如此“爭論”往往又演變爲對興趣、愛好、品味的註解，這是本文力圖避免的。實際上，楊、王當然知道“詩史”之“史”包含有這種“特定”，但出於對“含蓄蘊藉”的偏愛，恰恰認爲如此寫“詩”，“詩”就不是詩了，這“特定”。循此思路，最終就是對楊、王的審美愛好糾偏，而這是王土貞、朱庭珍早已做過的工作。還有最重要的理由四，“詩史”之譽中，“史”字爲意味的重心。
所以，我們不以“詩”字修飾，去界定“詩史”之“史”的“特定”，那樣的話，是在討論“詩”，而不是“詩史”。我們仍然追問“史”字自身：這個“文字記載”的 “史”是由什麼樣的“歷史本身”落實而來的?這需要我們回到“詩史”一詞誕生的歷史事實，亦即它的最初的歷史使用中去尋找。
並非是宋人“撰出詩史二字”，這是當今學界常識。晚唐孟柴《本事詩》“高逸”中記載：“杜逢安史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爲‘詩史”’。此處“當時”云云，似乎說杜在天寶末年即以“詩史”成名，這是不確的，因爲這不符合關於杜甫生平的一些基本事實(如杜甫《南征》就自雲“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而且也無任何其他文獻佐證，故只可存疑。唯一可確證的，至遲在晚唐時杜甫開始享有“詩史”稱號，《本事詩》本身即證明這點。
對此事實，我們可以提出一個問題；爲什麼是杜甫而不是白居易享有此名?至少乍一看，這不是沒有可能的。杜甫以“三吏三別”、《哀江頭》、《兵車行》……等詩贏得“詩史”之譽，白居易也最爲看重這些詩，並且認爲杜甫寫得還不夠多：“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首”(《與元九書》)。白居易的《新樂府》、《秦中吟》，顯然是對杜甫“即事名篇”之作的發揚光大，數量上並不輸於杜甫。那麼，質量上呢?拿白居易的《賣炭翁》、《新豐折臂翁》同杜甫的《兵車行》，《石壕吏》等詩相比，如果我們掩上作者的姓名，懸置杜甫的“偉大”，不考慮時代背景等等，純粹進行一種文字的比較，恐怕面對這些同樣令人耳熟能詳之作，區分質量高下是很困難的。像現代——比如說在一些常見的文學史教材中，比較出杜甫的“現實主義藝術手法”比白居易的更高明，往往是事先認定杜甫偉大的追認說明，並非真正文字上的詩藝高低。因爲，根本就沒有絕對好的“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