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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論宋代“詩史”說的闡釋學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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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詩史  歷史屬性  政治屬性
  論文摘要:杜甫反映社會現實的詩歌在唐代被稱爲“詩史”。宋人接受“詩史”說並加以深化,主要從詩歌的歷史屬性政治屬性兩方面進行了闡釋,且付諸於文學研究與創作中,使“詩史”概念的內涵擴大與轉型,對後世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晚唐孟柴《本事詩》雲杜甫的詩在當時號爲“詩史”,但它僅指杜甫那些反映安史之亂前後的歷史事件的詩歌。因而有學者讚歎“杜甫以詩歌的形式表現了唐代安史之亂前後歷史的真實面貌,給我們留下了形象的歷史畫面,因而享有‘詩史’的崇高名號。這本是杜詩極光彩奪目的地方,本是應當充分肯定的。”宋人接受“詩史”說並進一步深化,對後人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在明代出現了“詩非史”的論調,到清代則演變爲“詩史互證”。
  宋代文人主要是從詩歌的歷史屬性與政治屬性兩面理解探討與闡釋“詩史”的。他們重視詩歌的政治屬性就在於其透過科舉進入仕途,與政治的關係較之唐代更爲直接密切,並形成了一個以士大夫爲主體的掌握政治權利的龐大的官僚地主階層。這恰如柳詒徵先生所說:“蓋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純出於士大夫之手者,惟宋爲然。”這種社會地位決定了他們要把治國、平天下作爲自己應盡的義務,充滿政治熱情和社會責任感,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情懷,有“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氣概,使經世致用思想成爲社會的主流思潮。而崇文抑武、重內輕外的國策,又使他們必須依附於國家政權,將自我角色定位於忠君報國的理念之上。他們往往集官僚、學者和文學家於一身,其文學思想不僅受政治鬥爭的影響,也直接反映着社會政治的變化。他們積極總結歷史經驗教訓,以史爲鑑,富於理性的歷史主義精神,而且以歷史的眼光審視詩人、作品,比前人更多地發現並重視詩歌的歷史屬性。他們以經世致用的眼光密切關注國計民生,用文學創作反映社會現實中的重大問題,爲當時的政治改革服務,使經世致用思潮成爲文學創作和理論批評的主旋律,使宋代文學具有鮮明的歷史屬性。
  宋人總結歷史經驗教訓,以史爲鑑的理性的歷史主義精神,首先表現在史書的編纂上。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的正史類有三十九部,其中宋人所編十一部;編年類五十二部,宋人所編多達四十二部。《宋史·藝文志》著錄正史類著述共五十七部,編年類一百五十一部,可見其數量之多。特別是以史學名著《資治通鑑》爲代表的編年體史書,重建了一種以時代先後順序來審視歷史人物和事件的編年史學觀。這種史學觀不能不說對於宋代文學觀念產生了潛移默化的作用。“詩史”則是宋人以歷史的眼光來審視詩歌,發現了詩歌的歷史屬性。因爲他們在杜甫的詩歌中發現了“史”的成分:

略論宋代“詩史”說的闡釋學本質

諸史列傳,首尾一律。惟左氏傳《春秋》不然,千變萬狀,有一人而稱目至數次異者,族氏、名字、爵邑、號諡,皆密佈其中而寓諸褒貶,此史家祖也。觀少陵詩,疑隱寓此旨。若雲“杜陵有布衣”,“杜曲幸有桑麻田”,“杜子將北征”,“臣甫憤所切”,“甫也南北入”,“有客有客字子美”,蓋自見里居名字也“不作河西尉”,“白頭拾遺徒步歸”,“備員竊補兗”,“凡才污省郎”,補官遷陟,歷歷可考。至敘他人亦然,如雲“粲粲元道州”,又云“結也實國楨”,凡例森然,誠《春秋》之法也。子美世號“詩史”,觀《北征詩》雲:“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送李校書》雲:“乾元元年春,萬姓始安宅。”又《戲友》二詩:“元年建巳月,郎有焦校書。”“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史筆森嚴,未易及也。或謂詩史者,有年月地裏本末之類,故名詩史。
  不僅如此,宋人還進一步發現了詩歌后面潛藏的歷史屬性,以求“知人論世”,從而更準確地闡釋作品本意。因爲詩人總是一定歷史時代的人,他不可能超越其歷史和時代的侷限去準確描繪和反映其他的時代;另一方面,一定時代的文學,必然從屬於其時代而具有歷史屬性。宋人對於詩歌歷史屬性的認知,主要表現在追尋詩歌本事、編寫年譜與給詩歌編年三方面。這正如日本學者淺見洋二所說:“由於詩的編年工作、年譜的製作工作,及其作爲主導因素而應稱之爲‘年譜式思考方法’的促進和誘導,宋代文人們在‘詩作’中找到了‘歷史’要素。”
  宋人重視透過追尋詩歌本事來判定作品的本意。“本事”二字也是孟柴的發明,《本事詩序目》雲詩歌“觸事興詠,光所鍾情,不有發揮,孰明厥義?”因而“匡採爲《本事詩》,凡七題,猶四始也。”即透過詩之“本事”以求闡釋其詩之本意。“本事”意即有關創作該作品的具體意義資料。孟柴提出“本事”的意義在於“自孟柴《本事詩》出,乃使人知國史敘詩之意。”我們可以把它稱爲“以事(史)詮詩”。而“以事(史)詮詩”在宋代逐漸成爲一種自覺,出現了《唐詩紀事》、《續本事詩》、《本事集》、《本事曲》類著作,力圖透過對本事的記述來追尋詩的本意。本事亦從小說家的獵奇或史學家的補闕式的作品變成了“讀其詩,知其人”的闡釋學資料。
  同時,他們用宏觀的歷史眼光來研究詩人及其作品——編寫年譜和給詩文集編年,諸如陶淵明、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自居易、歐陽修、王安石、蘇軾、蘇轍、曾鞏、黃庭堅、陳師道等六朝至宋的~大批文學家的尤爲重要且知名的年譜。年譜與編年詩是宋人在研究詩人作品的過程中,把詩人的經歷與作品——特別是具有明顯的歷史屬性的作品結合在一起,從宏觀上對其歷史屬性做整體性研究。宋代有不少年譜附編於詩文集之後。自宋代起,年譜與編年詩成爲研究詩人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呂大防這樣論述年譜功能:“各爲年譜,以次第其出處之歲月,而略見其爲文之時,則其歌時傷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