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吳偉業 詩史 文化背景
論文摘要：吳偉業“詩史”在明清之際詩壇上的出現，有其深刻的文化意義，它是中國數千年來所積澱的文化傳統(包括詩學傳統)與明清之際社會背景相互作用下的產物。既體現了詩史相通的文化底蘊和傳統，又體現了明末清初的社會普遍心理，反映出當時學術思想與文學思潮的變化。
明清之際的詩人吳偉業有近一千二百餘首詩作留存於世，其中以時事爲題材的作品歷來最爲人所稱道，人多以“詩史”目之。與吳偉業同時的作家尤侗曾評價道：“梅村身遇鼎革，觸目興亡，其所作……皆可備一代詩史”(《艮齋雜說》)，最早爲吳詩作箋註的程穆衡也認爲吳詩“徵詞傳事，篇無虛詠”，可以“詩史”目之，並稱其爲“少陵後一人”(程穆衡《肇悅卮談》，見《吳梅村全集》附錄四)；陸雲士更是把他司馬遷相提並論(見《吳詩集覽》卷六)，評價頗不菲，都揭示出了吳偉業詩歌的“詩史”特徵。
吳偉業“詩史”在明清之際詩壇上的出現，絕非偶然的現象，它與中國數千年來所積澱的文化傳統(包括詩學傳統)和詩人所處的社會歷史環境密切相關，是中國文化傳統與明清之際社會背景相互影響下的必然產物。
一、詩、史相通的文化背景
從中國源遠流長的詩歌發展史上，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基本的事實，即中國詩歌自產生的那一天起，就始終傳承着現實主義的創作精神：注重現實性，面向社會人生，關注社會人生的命運，着重表達社會羣體意識，詩人總是圍繞着人生與自然、人生與社會關係的主題來抒寫自己的社會願望和人生理想。這無論是從草創時期的詩歌，如葛天氏之樂、甲骨卜辭和《周易》中那些具有原始歌謠意味的禱辭，還是從孔子“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的詩說，自居易“爲君爲臣爲民：爲物爲事而作”的新樂府詩，以及明清之際吳偉業的“有關時運升降、時政得失”(《且樸齋詩稿序》)的自覺創作上，都可以得到映證。誠然，在中國詩歌史上也曾出現過一些浪漫主義作家和爲數不多的浪漫主義作品，但也應看到，其浪漫主義的背後，實際上蘊含着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如李白，作爲浪漫主義的大詩人，其創作從根本上講也沒有脫離現實主義，其創作精神、積極用世的人生態度恰恰同現實主義大詩人杜甫是相近的。清代劉熙載就看出了這一點，嘗評論道：
太白與少陵同一志在經世，而太白詩中多出世語者，有爲言之也。
太白雲“日爲蒼生憂”，即少陵“窮年憂黎元”之志也；“天地至廣大，何惜遂物情”，即少陵“盤飧老夫食，分減及溪魚”之志也。(《藝概·詩概》)
總之，中國詩歌始終與社會現實有着密切的親緣關係，詩歌中社會人生的反映、現實情感的發抒、現實理想的寄託無疑都呈現出各個時代具體的歷史面貌，從外在的時代治亂興替，到內在的人的心理狀態、時代精神這些具有歷史意義的內容都展現在詩歌中，從而使詩歌顯示出特定時代的總體特徵和氣象。因此，從根本上說，詩人心目中的創作意識是一種與史家相近的歷史意識，自覺或不自覺地，使詩歌與歷史保持着一種不即不離的關係。這種現象正說明了詩、史相通。
在吳偉業生活的時代，詩、史相通的觀點已被人們普遍接受而形成了一股詩壇思潮，像黃宗羲在《萬履安先生詩序》中就曾提出“以詩證史”、“以詩補史之闕”之說，杜浚在《程子穆倩放歌序》中還指出詩可“正史之訛”，錢謙益嘗把《詩經》看作是國史，把孔子刪詩視爲“定史”(《胡致果詩序》)，以及吳偉業在《且樸齋詩稿序》中明確提出“詩與史通”的觀點，等等。這些都是基於當時文學家們對詩、史關係的認識和主張。
詩史相通的文化背景爲“詩史”創作提供了先決的條件，使詩與史、文學與史學的結合和統一成爲一種可能。而在吳偉業之前，已有司馬遷、杜甫等人把這可能性變成了現實，爲吳偉業“詩史”創作樹立了榜樣。從淵源上講，吳偉業“詩史”是對司馬遷、杜甫傳統的繼承。
司馬遷之《史記》，爲“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無疑達到了文學與史學的有機結合與高度統一，其創作精神，不僅體現在注重實錄的唯物史觀上，而且還體現在“發憤抒情”的寫作態度上，毫無疑問，這對於張揚創作的主體性和凸顯主體情感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可以說，“發憤抒情”的創作精神，使《史記》在對現實批判的基礎上完成了史學與文學的結合，而成爲“無韻之離騷”。
吳偉業則直接繼承了司馬遷的“發憤抒情”觀來進行“詩史”創作。誠然“發憤抒情”一說由屈原在《惜誦》中提出，並非司馬遷獨創，但吳偉業所持的“發憤抒情”觀，顯然直接源於司馬遷。他在《北詞廣正譜》的序言中說：“蓋士之不遇者，鬱積其無聊不平之慨於胸中，無所發抒，因借古人之歌呼笑罵以陶寫我之抑鬱牢騷……”在此，吳偉業顯然沿用了司馬遷《報任安書》中的說法而加以發揮。他以“發憤抒情”來創作，無疑使他情感勃發，借詩歌以寄託他於故國淪亡之後的“無聊不平之慨”，使作品呈現出濃郁的抒情性。
繼司馬遷之後，再次將文學與史學結合在一起的是杜甫。其作品，“如太史公紀傳”，爲“古今絕唱”，被後人譽爲“詩史”。杜甫詩史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出現，其意義不僅在於它充分體現了《風》《雅》以及漢樂府的現實主義傳統，而且還在於它是首次將詩與史有機結合在一起的典範，是“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現實主義精神與史之徵實、實錄精神的匯流。他的創作，無論是述懷，還是詠物、敘事、懷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