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 杜詩 詩史 儒家風範 現實價值
[論文摘要] 杜詩具有很強的“詩史”性，源於詩人的儒家風範;杜詩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後的歷史，凸顯出兩大主題：忠君愛國和民本思想。在“以人爲本”的今天，“詩史”性的杜詩煥發出優秀的人文精神而顯示出豐富的現實價值。
杜詩真實地記錄了安史之亂前後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歷史，因此其自中晚唐開始，一直享有“詩史”的美譽。稱杜詩爲“詩史”，最早見於晚唐孟棨《本事詩·高逸第三》：“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必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逸事。故當時號爲‘詩史’。”後世加以沿用推衍，“詩史”漸成爲文學史上的定論，如宋祁《新唐書·杜甫傳贊》：“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奉杜甫爲詩宗並開創江西詩派的黃庭堅，在《次韻伯氏寄贈蓋郎中喜學老杜詩》(《山谷詩外集補卷四》)這樣寫道：“老杜文章擅一家，國風純正不欹斜……千古是非存史筆，百年忠義寄江花!”看來，自宋代始，譽杜詩爲“詩史”已爲世人廣泛接受和認可。
杜甫在詩歌創作中善於反映歷史事件，用現在的話說，最能寫出歷史的真實。杜詩在栩栩如生地反映“安史之亂”前後唐王朝重大的歷史事件和廣闊的社會面貌的同時，又本着歷史的發展對當時社會進行了敏銳的分析和嚴肅的批判。例如，他在很多詩裏寫出了事變前夕的社會矛盾的尖銳現象。如《前出塞》《後出塞》《兵車行》《麗人行》《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等，大體上都是反映了事變前夕的階級動態的作品。在事變當中，杜甫更接近了人民，對各階層的生活更加熟悉，對事變也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他寫的這個時期的作品，幾乎反映了各個社會階層的動態，觸及了許多重大的國計民生。中唐元稹倡導新月府運動時《樂府古題序》說過：“近代惟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是名篇，無復倚旁。”(《四部叢刊》影明嘉靖本《元氏長慶集》卷二十三)可以看出，元稹肯定了杜詩真實反映歷史的特點和優點。“安史之亂”中，詩人的《哀江頭》《哀王孫》《春望》《月夜》《悲陳陶》《悲青阪》《塞蘆子》《北征》《羌村》以及“三吏”“三別”等，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的矛盾和人民悲慘痛苦的生活，表現出對國事的極端憂慮和對民衆的深切同情。
杜甫的“詩史”之作源於其儒家風範。的確，詩人本人也一向以儒者自居。他在《憶昔》中曰：“願見北地傅介子，老儒不用尚書郎。”甚至，他還自認是個“腐儒”，如其在《江漢》中雲：“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一個身受儒家思想薰陶，篤信儒家生存理念，一個“有志於道者”所必須身體力行的杜甫的生存狀態及其價值取向，在他那個時代獨一無二。杜甫《進鵰賦表》：“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矣。”杜甫的先輩中，杜預是晉初的名將，又是一位精通儒術的人，曾撰寫《春秋集解》;杜預而下的杜耽、杜遜、叔吡、依藝，或是刺史或是縣令;祖父杜審言系高宗咸亨進士，曾任隰城尉、洛陽丞等小官，累官修文館直學士。杜甫自己說從他的遠祖杜預以來一直是“承儒守官”，也就是說他們家一直尊奉的是儒家傳統，一直是爲朝廷服務的。而杜甫也在詩中寫過他自己的志意，他說：“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我們從杜甫的家世、杜甫的生平可以對他有一個整體的認識和了解。
杜甫的政治詩，深切地注視這國家命運，不論在任何情況下，他都要過問國家大事，都要出主張、談看法，積極的政治態度是非常難得的。杜詩在反映歷史和現實生活同時，還常常表達自己生平抱負和政治理想。憂國憂民和忠君思想，是這類作品的顯著特徵。這個特徵的內涵比較複雜，其中既有積極的因素，也有着消極的因素。但可以確定的是，他確實是受儒家思想薰陶很深的人。杜甫的儒家思想是有着自己的特點的，其特點在於杜甫特別篤信那曾被儒家所標榜，卻一向不曾實行的某些理想，連孔子孟子稱道堯舜，也只是標榜而已，杜甫則篤信而迂執。杜甫把堯舜之治當成可以見諸實行的真理，在《奉贈韋左趁丞丈二十二韻》裏談到自己早年的抱負時，“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這是杜甫發自肺腑的話，和統治階級緣飾儒術標榜的詞句是不同的。白居易、蘇軾等同樣是受儒家思想影響很深的詩人，但他們誰也不像杜甫這樣執着和認真。加之杜甫的遭遇，當國家有太平迅速轉爲動亂的條件下，他不僅客觀地看到民間疾苦，而且親身感受了這種痛苦。他不僅看到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而且自己也親身嚐到了“入門聞號啕，幼子餓已卒” 的悲哀，親身體驗了飢寒交迫、顛沛流離的痛苦生活。他在生活中既然和人民有了共患難的關係，也自然地產生了同憂戚的感情。這種感情和儒家的仁民愛物的社會理想一結合，就成爲了詩人思想和道路的基礎，以致“迂拙”到不可動搖。
一方面，杜甫“詩史”所表現出的儒家風範必然衍生出“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忠君愛國的強烈政治色彩。“長願天子聖”與“探道欲度羲皇前”,這就是杜甫“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理想抱負。與對國家、民族、社會的關心相聯繫，把天子的“聖”否看成是一個關鍵因素，在封建社會的思想認識體系和社會結構體系裏是必然的。應該注意的是“致君堯舜上”是一個理念體系，它的外表不能不包裹着臣下對君王的“忠”，而它的具體內容卻包含着、規定着對國家、現實、黎民的熱愛、憂慮與關心。“忠”不是愚忠而是要“致”，要改變、影響，使其成爲堯舜那樣的聖君，就包含着鬥爭。實際上這是有風險在內去戰鬥的現實主義，而其着眼點乃在憂黎元、淳風俗，即解決老百姓的具體問提。這包含着極其可貴的思想，甚至與後世不同發展階段的民主意識是相通的，因而有着廣泛的啓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