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新詩 朱湘 民謠 藝術形式
論文摘要：隨着新詩建設者對民間文學資源的開掘，民間歌謠對“新詩”藝術發展的重要參照價值逐漸凸現出來。在藝術實踐方面，朱湘所取得的成績是不容忽視的。他比同期詩人更注意字音長短輕重的交替與變換，更注意詩的形體美與色彩美，呈現出異樣的創作理路。透視朱湘的藝術實踐，有助於我們從另一個層面思考如何從民間謠曲中尋找新詩創作的資源。
有關民謠的界說，據英國吉特生(Kidson)說是一種詩，“生於民間，爲民間所用以表現情緒；或爲抒情的敘述者。他又大抵是傳說的，而且正如一切的傳說一樣，易於傳訛或改變。他的起源不能確實知道，關於他的時代也只能約略知道一個大概。”民謠作爲人類歷史上最早的語言藝術之一，是調節遠古人類勞動步調的聲音的再現，寄託着遠古人類的情感，“可以說是原始的——而又不老的詩”。
隨着人類藝術的不斷豐富發展，詩逐漸被文人規範雅化，從民謠中分化獨立出來。但是民間歌謠對已經定型的文人詩形態的影響從未停止過。民歌以其真率、靈活的特性不斷爲文人詩拓展題材空間，豐富表現內容，注入新鮮血液。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一切新文學的來源都在民間。”“國風”中儲存有大量的周代民歌，其不加粉飾直接抒寫生活感受的寫實手法，成爲現實主義詩體創作的源頭。同時在《楚辭》中也可以發現部分楚地祭祀樂歌的影子，其獨特的方言聲韻和濃厚的抒情色彩，成爲浪漫主義詩體創作的源頭。此外，“兩漢樂府”、宋詞、元曲和彈詞無不帶有濃郁的民間氣息。從民間謠曲中汲取創作的營養，成爲一根貫穿我國詩體演變進程的紅線，代代承傳。
20世紀初，民間歌謠以其綿厚的情調、靈動的風神迅速進入五四學者的視野並不是偶然的。從本源上說，民間歌謠是一種在“口裏活着”的文學，語言上是口語化的，內容上不太受文人價值標準和正統道德規範的約束，因而能給“白話詩”注入清新活潑的意趣和口語化、現實化的品格。
早在1913年魯迅在教育部《編纂處月刊》第1卷第1期上發表的《似播布美術意見書》中就指出，“當立國民文術研究會，以理各地歌謠，俚諺，傳說，童話等；詳其意誼，辨其特性，又發揮而光大之，並輔翼教育。”初步提出了蒐集、整理和研究歌謠的意見和辦法，顯示出民間藝術的重要性，爲民間歌謠進入白話新詩奠定基礎。雖然人們往往用俚俗、猥褻、不莊重等詞語來形容地方民謠的缺陷。但是在一首較好的詩中這些因素是可以淨化的，它需要的是整個的內涵。在鳳凰人的歌謠中，就傳頌着這樣生動的句子：“天上起云云重雲，／地上埋墳墳重墳；／姣妹洗碗碗重碗，／姣妹牀上人重人。”歌謠中巧妙的疊字與複韻、細緻的描寫、成熟的技巧，爲民謠進入新詩創作的視野提供了某種可能性。
隨着五四新文學對民間文學資源的開掘，民間歌謠對“新詩”藝術發展的重要參照價值逐漸凸現出來。全國各地先後掀起蒐集民間歌謠以及地方風俗的熱潮。胡適甚至認爲民間小兒女唱的歌謬‘和詩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與此同時，周作人卻從人性的角度出發，認爲“民歌的最強烈最有價值的特色是他的真摯與誠信”，他將新文學的本質界定爲重新發現“人”的手段。與此同時，對民謠的蒐集與模仿也一時蔚然成風。劉半農從江陰方言與“四句頭山歌”中汲取寫詩的營養。例如收入《揚鞭集》的這首《山歌》：“小小裏橫河一條帶，／河過邊小小裏青山一字排。／我牛背上清清楚楚看見山坳裏，／竹籬笆裏就是她家格小屋兩三間。”詩中嵌入“格”字等方言詞彙，爲新詩添入鄉土色彩的同時也很自然地產生出陌生化的效果，令人感覺煥然一新。周作人模仿兒童謠曲作有《兒歌》：“小孩兒，你爲什麼哭?／你要泥人兒麼?／你要布老虎麼?／也不要泥人兒，／也不要布老虎；／對面楊柳樹上的三隻黑老鴰。／畦兒哇兒的飛去了。”用對話的方式，寫出了一個小孩子活潑淘氣的姿態，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新詩創作的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