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就本書而言，我們甚至不能簡單地將丹尼爾·貝爾歸入純粹社羣主義者的行列之中。他對公共領域規範失效的警覺，對自由價值實施過程中種種弊端的剖析，對源流的辨識與信賴，其實都是在社羣主義與自由主義互爲依照的前提下，重新審視當代社會制度和道德倫理的一次非凡的嘗試。 一、自由價值的結構轉型
傳統自由主義倡導一種普適的自由觀念，其核心信條是要求人們從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社會關係中抽身而出，從而達到不受任何政治派系、任何思想意識形態、任何社會責任和義務左右的元獨立境界。姑且不論這種以尊重人權爲名的社會學說在維護個人的基本尊嚴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貢獻，從邏輯檢驗的角度來看，自由主義明確追求的最高利益，不可避免地帶有先驗論的調子。他們排斥社會大背景的價值信念基礎是基於兩個方面的前提而做出的：其一是認定自我具有一種凌駕於整個社會約束機制之上的不可侵犯性；其二是認定自我命運是在理性思維的感召之下做出的自主取捨。前者使自由價值觀成爲一種帶根本性的，整個社會利益都無法與之匹敵的最高理念；後者則導致歷史的流程完全淪爲個人話語的奴隸，從而使社會文化背景的急劇分化成爲名正言順的事。究其實質，自由價值觀都體現出其學說言述者的某種學術偏執，即簡單粗暴地將人的兩種構成性義涵——社會人維度和人維度——剝離開來，其直接後果是促使公共精神危機的進一步加劇。
雖然我們不得不承認，在左右兩種極權主義盛行的二十世紀，自由主義作爲一種首先把人當人看的政治學說在反權威主義、反獨斷主義、反矇昧主義的思想解放運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但這並不能就此推委其在學說構建和內在理路中的部分缺陷。社羣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的意見分歧，很大程度上在於由於他們堅持奉行在人生寄託與社會生態之間自然形成的攻守同盟原則。丹尼爾·貝爾透過日常生活事件的引證，強調社羣結構的存在合理性。既然置身於當代文化氛圍中的我們，註定要承受這個世界所給予我們民族身份和集體無意識，那麼，排除任何有價值的社羣，將社羣與邪惡勢力做一種想當然的重疊就難免有失偏頗。身份的在場刻劃了我們每個人的價值觀；作爲一種定位系統，它以複雜的道德模式設定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宗法制度、政治律令和實踐方式，它們構成了我們“此在”的生活的先決條件。此種道德模式與民主觀念之間的齟齬之處一直是備受攻擊之點。反對派精心闡述的自由觀最不能容忍的是專制與強迫，於是，理性的選擇成爲論說者竭力要爭取的首要權利。於此，丹尼爾·貝爾在保證了價值的選擇權之後，對自由主義的價值尺度提出了質疑：“你拿選擇與強迫作對比，好像一個行動不是經過選擇的.就是被迫的。”而選擇與強迫的二元對立恰恰正是自由主義學說中一個不易察覺的邏輯紕漏。
自由主義者同時又是一羣理想主義者，他們常常把目光投向遙遠的未來，寄希望於全方位的民主社會的達成。丹尼爾·貝爾透過日常情境的話語解析，雄辯地反詰，人與人之間的等值觀念是否是一種假設的學說？而我們絕大多數的選擇又何嘗不是一次下意識的行爲？在貝爾的視野中，逍遙騎士或許只是與現實脫鉤的夢想，社羣及其價值是不可化約的人類文化基因，因其與社會運作和個人日常生活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