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認的政治、萬民法與自由主義的困境一 前 言
冷戰結束之後，爲當代世界提供統一規劃的抱負似乎只能由自由主義來承擔了。但令人驚異的是，爲柏林牆倒塌而歡呼的聲浪尚未消失，種族、性別、民族─國家、跨國資本、大衆傳媒、全球化等概念已經以密集的方式成爲當代世界的關注中心。圍繞這些問題而出現的文化、政治和經濟訴求，嚴重地衝擊着自由主義的諸多前提。問題的微妙之處在於，籠罩在「文化多元主義」這一籠統概念之下的部分權利訴求是從自由主義的平等政治中衍生出來的，但卻對自由主義構成了極爲尖銳的挑戰。
我把當代自由主義面臨的挑戰歸結爲三個主要方面：
第一，族性、性別問題提出了儲存某種文化和羣體的特殊性的訴求，從而構成了對以個體爲本位的自由主義權利理論的挑戰；
第二，民族國家的衰落和全球互動關係的複雜化造成了以民族國家爲基本單位的自由主義的危機，它不得不在新的國際和國內關係中論證自由主義原理的正當性，亦即論證權利平等的可能性；
第三，馬克思主義從經濟關係角度提出的對自由主義的挑戰從未消失，但在全球資本主義的關係中獲得了新的含義，即跨國資本在全球政治、經濟和軍事關係中建立的新的不平等模式。
當代自由主義剛剛還沉浸在「歷史終結論」的興奮之中，卻迅速地感覺到了較之以往更爲深刻和嚴重的危機。在上述三項挑戰中，自由主義首先回答的是前面兩項，而對於跨國資本問題則沒有作出回答。我在下文中不擬討論文化多元主義、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的論爭，而主要分析自由主義內部對前述問題作出的反應及其內在的矛盾。
本文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以泰勒（Charles Taylor）和哈貝馬斯（Jügen Habermas）爲個案，研究民族國家內部關係中的集體權利訴求與個人本位的權利理論的矛盾；第二部分討論自由主義理論在國際關係方面面臨的困難，我選擇了羅爾斯（John Rawls）關於國際關係的規範式研究作爲這一部分的主要分析對象；第三部分試圖從歷史的視野分析「文化、巿場社會與公共性問題」。簡要地說，當代自由主義沒有能力在一個同質化和異質化相互交織的世界裏提供普遍主義的權利理論，我們必須重新回到歷史的複雜關係中分析「公共性」喪失的歷史原因，理解「公共性」與「差異性」的內在相關性，爲平等的政治提供新的理論視野。
二 承認的政治與權利自由主義
社羣主義在當代世界的重新活躍不僅構成了自由主義內部的重大分歧，而且也可以看作是部分敏感的自由主義者對「文化多元主義」政治──少數民族、「賤民」羣體和女性主義對於承認（recognition）的需求──的中心議題作出的妥協性的反應。這一衝突表現爲兩個最爲基本的方面：第一，自由社會能否在某些情況下把保障集體性權利置於個人權利之上？第二，自由社會是「程序的共和國」，還是應當考慮實質性的觀點？在有關這兩個問題的衝突背後隱藏着的問題是：在當代社會的流動關係中，個人本位的權利理論是否需要重新修訂？
權利自由主義和歐美國家x章的特徵之一，即堅持界定一系列的個人權利、保證平等對待公民所享有的各種尊重，後一項內容的含義也可以解釋爲保護公民不會由於種族和性別等不相關的因素而受到歧視性對待。換言之，平等保護所有合法公民的非歧視主題（美國南北戰爭之後的憲法第十四修正案和司法複審制度集中體現了這一非歧視主題）與保護個人權利的條款是並行不悖的。權利自由主義及其在法律上的體現，是把個人權利置於集體目標之前。羅爾斯、德沃金（Ronald Dworkin）、艾克曼（Bruce Ackerman）以及哈貝馬斯等人在一些具體觀點上雖然存在分歧，但他們都堅持自由社會的特點是：國家組織不能支援任何實質性觀點或完備性學說，社會聯結的紐帶是平等尊重所有人的強有力的程序性承諾（德沃金）或「政治的正義」（羅爾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