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是人類文學史上最偉大的一部悲劇,是一部“千紅一窟(哭)”,“萬豔同杯(悲)”的悲劇,是一部“徹頭徹尾的悲劇”。在這部撼動人心的悲劇中,黛玉以她悲涼的身世,卓越的才華,孤傲的人格,與衆不同的詩人氣質,擔當起悲劇主人公的重大使命,贏得了自古而今千千萬萬讀者的心,成爲文學史上一顆最燦爛的明星。
（一）
黛玉是“絳珠仙草”(第一回)的化身,本是“草木人兒”,並非一般的肉體凡胎。黛玉剛進賈府,作者從寶玉的眼中描寫出了她的獨特形貌(第三回):兩彎似蹙非蹙煙眉,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光點點,嬌喘微微。閒靜似燈花照水,行動如弱柳扶風。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
這種美是從寶玉眼中看來的,而且特別強調她“真是與衆各別”。這“各別”,應該是她氣質與內心在外貌上的表露。黛玉是獨生女兒,其父林如海中年得女,倍加珍愛,把她當男公子來養育,給她請先生,使她有機會獲得優秀的教育;其母賈敏又去世得早,對她的管束較少。特殊的身世,特殊的教育,使她較少的受到封建傳統觀念的影響和束縛,個性得以自由發展,懂得人格的尊嚴和重要,懂得人生的真正意義之所在,這是她舉起叛逆旗幟走向悲劇道路的第一步,悲題《五美吟》可看作是她獨立人格的宣言書。在這組詩中,黛玉嗟嘆傾國傾城的西施如江水東流、浪花消逝,徒然令人懷念,其命運之不幸,遠在白頭尚浣紗的“東村女”效顰之上。這寫出了她寄身賈府,雖遇知己寶玉體貼關愛,但預感病體難久的悲哀。她鄙薄反覆無常、苟且求榮,甘心得到恥辱下場的鯨布、彭越,覺得不如虞姬“飲劍”楚帳中,藉以寄託她自己“質本潔來還潔去,強於污淖陷渠溝”的志願。她譏諷漢元帝大權旁落,竟聽命於畫工,表現了自己不肯聽人擺佈的獨立人格。她惋惜綠珠而對石崇有微詞,認爲石崇生前珠玉綺羅之寵,抵不得綠珠臨危以死相報,又可見其在愛情上重在意氣相感,精神上有默契的價值取向。她欽佩紅拂卓識敢爲,能不受相府權勢和封建禮教的“羈縻”,更突出地表現了她大膽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理想的反傳統思想。
（二）
王崑崙先生在《紅樓夢評論林黛玉的戀愛悲劇》中精闢的評論道:“沒有戀愛生活,就沒有林黛玉的存在”,“林黛玉似乎不知道除戀愛以外,人生還有其它更重要的生活內容。也看不到戀愛以外還存在着一個客觀的世界。她把全部自我沉浸在感情的深海中,呼吸着這裏邊的一切,從這裏面釀造出她自己的思想、性格、情趣、嗜好,以及她精巧的語言與優美的詩歌;以後,就在這裏面消滅了她自己”。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黛玉的一生,似乎是爲愛情而生,也爲愛情而死的一生。
讓人們覺得痛心的是,對於這段感情,黛玉顯得那麼的無能爲力。究其根源,在於獨立的人格、詩人的氣質,使她不願意適時處世、左右逢源。她所能做到的,就是用鋒利的語言去警醒敵人,傷害中立者。她對最大的情敵寶釵,初冷嘲熱諷,使之警戒防衛,後竟因一點小恩小惠誤認爲知己,推崇信任有加,讓人覺得可悲可嘆;她對襲人發表“東風論”,使得襲人在以後的行動中走上了更加傾釵的道路;她對最關心最疼愛自己的外祖母,也沒有采取行動進一步贏得她的憐愛,而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絲毫不顧賈母的提醒,一切只爲了自己的心,去圓那一場木石前盟,使自己處於絕對孤立的境地,生活的道路越漸狹窄。這些,我們可以在王國維先生的《紅樓夢評論紅樓夢之美學上之價值》一文中找到依據。王先生在這篇文中特別強調,“茲就寶玉、黛玉之事言之:賈母愛寶釵之婉轉而懲黛玉之孤僻,又信金玉之邪說,而思厭黛玉之病;王夫人固親於薛氏;鳳姐以持家之故,忌黛玉之才而虞其不便於己也;襲人懲尤二姐、香菱之事,聞黛玉‘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之語(第八十一回),懼禍之及己,而自同於鳳姐,亦自然之勢也。寶玉之於黛玉,信誓旦旦,而不能言之於最愛之之祖母,則普通之道德使然;況黛玉一女子哉!由此種種原因,而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離”。
（三）
黛玉的“真”,使她不像寶釵那樣開口“女子無才便是德”(第四十二回),滿口的“仕途經濟”;也不像她那樣壓制自己的感情,努力使自己成爲封建淑女的典範,用自己如花的青春去殉那個所謂的禮教制度。黛玉在熱烈地渴慕着愛情,乃至於她會“牡丹亭聽豔曲警芳心”,爲杜麗娘、崔鶯鶯的愛情故事感動得“心痛神馳、眼中落淚”(第二十三回)。在愛情上,她雖然沒有走得太遠,但對寶玉的.愛卻是那麼真誠、那麼執着、那麼始終如一,至死靡它……最後,當他們這種情投意合、同生同死的愛情遭到破壞的時候,她就“焚詩”、“絕粒”,以生命相殉。王國維先生在《紅樓夢評論人生及美術之概觀》中提出了壯美的理念:“若此物大不利於吾人,而吾人生活之意志爲之破裂,因之意志遁去,而無力得爲獨立之作用,以深觀其物,吾人謂此物壯美,而謂其感情曰壯美之情”。當時的社會環境極不利於黛玉,黛玉那種執着、純真的情感必然遭到社會的抑制、摧殘,這種美的毀滅,尤其是美的心靈的全面崩潰,帶給了人們無限的悲劇美感,也給人們的心靈帶來無限的震撼。
四
生存環境的險惡,使黛玉的內心陷於絕對孤獨的境地,平時,哪怕任何一點點溫情和理解她都十分珍視,這使得她錯認寶釵爲知己,幾欲將薛姨媽的一點關心當做了母愛。
值得注意的是,林黛玉的孤獨,並不是封建時代常見的少女傷春的孤獨,而是一種青春的孤獨,一種生命的孤獨,一種人的存在的孤獨。“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葬花詞》所表現的正是一種對生命孤獨的深沉感慨。這種植根於人物心靈深處的深刻的孤獨之感,正是個體存在與他的生存環境嚴重脫節或對立的結果。
林黛玉的形象儘管具有難以代替的獨特的性格表現形式,然而,值得人們關注的是,在曹雪芹的筆下,無論是林黛玉的“恣情任性”、“孤標傲世”,還是她的內心化、情感化的生存方式,以及環繞着這一形象的濃郁的藝術氛圍,都並不僅僅是一種純粹的個人的氣質和特點,而凝聚成爲一種超越形象自身的文化精神。可以說林黛玉這一形象的獨特的審美價值在於:她不僅是封建時代名門閨秀悲劇命運的一個縮影,同時也是中國古代士大夫文人執着於內心自覺與自主人格精神的一種表徵。從本質上說,林黛玉的“恣情任性”、“孤標傲世”,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自屈原、陶潛、李白以來追求自由和獨立人格精神的繼續,而她那種內心化、情感化的生存方式,更在很大程度上表現了相當一部分中國古代文人共同的心靈歷程。在現實生活中難以用自身的力量同世俗社會抗衡、較量而又不肯喪失良知,放棄理想的人們,正是透過內心化、情感化的途徑,度過了漫漫的歷史長夜,在現實與理想的夾縫中生存。他們大多數都因理想的幻滅而導致了生命的消沉與結束,因此,黛玉的死正體現了這些人的自我悲憐,也預示着她所代表的那個世界在現實生活中終將以悲劇結局,這些,都留給了我們許多的回味和深思,這也正是黛玉這一藝術形象能有永恆魅力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