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翻譯標準是個古老而熱門的論題。本文透過對歷代翻譯標準爭論的分析，說明翻譯標準不是永恆的．而是在爭論中發展的。譯者應樹立正確的翻譯觀。
關鍵詞：翻譯標準,爭論,嚴復
Abstract:Standard of translation is an ancient and ardent proposition．This article gives the ideasthat the standard of translation is not eternal，it's growing in great debates through analyzing the de-bates of the whole history．Translators ought to set up the correct viewpoint of translation.
Key words：standard of translation；debates；Yan Fu
翻譯是人類歷史上最悠久的文化交流活動。在世界趨於經濟1體化的今天，追求多元的精神與文化價值已成爲1種必然。無論在人類的物質生活，還是在人類的精神活動中，翻譯的作用越來越重要。有翻譯就必然會有對翻譯標準的看法與思考。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社會背景，不同層次的人們從不同的角度必然會對翻譯標準產生不同的看法，這就可能要展開爭論。這種爭論是有益的、健康的，它能推動翻譯事業的進步和發展。人類社會就是在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中發展到今天的，翻譯也不例外。著名學者辜正坤先生說得好：“在翻譯理論領域，翻譯標準問題無疑是最具歷史意義的論題。可以說翻譯者對翻譯標準的討論，幾乎從1有翻譯現象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因此，這個古老的論題吸引瞭如此衆多的理論家的注意，是不足爲奇。”(《中國翻譯~2001．(1)第12頁)
1、我國古代對翻譯標準的爭論 我國的翻譯事業約有兩千年的歷史。佛經的翻譯始於東漢桓帝建和2年。譯者安世高是公元2世紀來華的西域人。他翻譯了《安般守意經》等30多部佛經。後來月支國人支婁迦讖來中原，譯 了10多部佛經。他的譯文生硬，讀者不易看懂，所以從那時起，就有直譯和意譯這1類問題的爭議。他有個學生叫支亮，支亮有個弟子叫支謙，他們3人號稱“3支”，都是當時翻譯佛經的名人。支謙在《法句經序》中有“傳實”、“貴其實”、“勿失厥義”、“因循本旨”的提法，這就是主張注重傳輸原著實質性內容，也就是嚴復所謂的“信”。這1“信”字在唐代譯家尤其是玄奘的翻譯實踐和理論中長期被奉爲圭臬。支謙在同1篇文章中還說他最初不贊同另1譯者將炎的譯法，說將炎“雖善天竺語，未備曉漢，其所傳言……近於質直。僕初嫌其辭不雅。”嫌其譯得“不雅”，說明支謙最初也認爲“雅”是翻譯標準之1，後來纔有所更改。由此也可見關於“雅”這個翻譯標準即使在當時，就已經在我國譯界爭論不休了。當時與支謙在1起的人主張“今傳胡義，實宜徑達”。可見“達”字翻譯標準當時也已經提出。到了符秦時代，在釋道安的主持下設定了譯場。翻譯事業出現了1大進步，成爲有組織的活動。道安自己不懂梵文，惟恐翻譯失真，主張嚴格的直譯，因此在他主持下翻譯的《蜱婆沙》便是1字1句地翻譯下來的。在這期間，道安請來的生長於西域龜茲的天竺人鳩摩羅什考證了以前的佛經譯著，批評了翻譯的文體，檢討了翻譯方法，他全改以前羣家的直譯風格，主張意譯，並改正了過去音譯的弱點。他的譯著表達了原作風貌，譯文生動形象，爲我國文學翻譯奠定了基礎。 唐太宗貞觀2年(公元608年)譯界巨星玄奘出發去印度求經，17年後纔回國。在他組織下用了19年時間譯出了75部佛經，共1335卷。他不但把佛經由梵文譯成漢文，而且把老子著作的1部分譯成梵文，成爲第1個把漢文著作向外國介紹的中國人。他提出的翻譯標準“既須求真，又須 喻俗”，意爲“忠實、通順”，直到今天仍有指導意義。
2、我國近代對翻譯標準的爭論 談到近代對翻譯標準的爭論，我們不得不談嚴復和嚴復的“信達雅”。嚴復是我國清末新興資產階級的啓蒙思想家。魯迅曾在《2心集》裏說過，嚴復“曾經查過漢晉6朝翻譯佛經的方法”。嚴復參照古代翻譯佛經的經驗，根據自己翻譯的實踐在《天演論》卷首的《譯例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信達雅”翻譯標準。嚴復曾說：“譯事3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嚴復最初提出3難，並不是作爲翻譯標準提出來的，但在這之後的1百年間，嚴復的“信達雅”說漸漸引起了許多翻譯家的共鳴，對翻譯實踐起到積極的指導作用，表現出了強大的生命力。但對其“雅”宇從1開始便有爭議。他所謂的“雅”，是指脫離原文而片面追求譯文字身的古雅。他認爲只有譯文字身採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實際上即所謂上等的文言文，纔算登大雅之堂。所以在白話文興起之後，激進派羣起而攻之，大有將其批倒批臭而後快之勢。甚至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掀起了1場關於“信達雅”的爭論。有人甚至認爲嚴復的“信達雅”說，嚴重限制了翻譯研究的視野，長期束縛了人們的思想。有些觀點相當激烈。如黃雨石就說：“嚴復在開1代翻譯之風，在着意介紹外國新思想等方面的確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他的這1套翻譯理論，無可諱言，卻顯然是完全錯誤的。(沈蘇儒著《論“信達雅”——嚴復翻譯理論研究》商務印書館，1998年，第107頁) 周篤寶說：“‘雅’字是唯心的，或者說是‘違心’的，都是不科學的。他翻譯的是當時格物致知 的書，代表先進的學術思想，卻爲了使頑固保守(論文網 )的士大夫階級樂於接受西方先進學理‘刻意摹仿先秦文體’去翻譯顯然不妥。如果說嚴復的翻譯思想有不妥之處，皆失於‘雅’’’。(《中國翻譯))2000(2)，29)由此可見，在對嚴復的“信達雅”說百年來的爭論中，“信達”2字已是人們公認的標準，而對“雅”字卻爭論很大。 20世紀20年代我國出現了關於“神韻”的討論。對此我國著名作家茅盾曾發表過見解。他本人始終如1是不妥協的“直譯”論者，連後來出現的介乎“直譯”和“意譯”之間的所謂“順譯”他都反對，理由是“順譯”容易導致“歪譯”。(1984a：351～354)茅盾早期發表過許多關於文學翻譯的見解，針對54運動以前“歪譯”的泛濫，提出1系列的“直譯”理論，以糾正前人的偏差。行文當中，他使用了傳統文藝理論的語言，談到“神韻”時說：“就我的私見下個判斷，覺得與其失‘神韻’而留‘形貌’，還不如‘形貌’上有些差異而保留‘神韻’。文學的功用在感人，而感人的力量恐怕還是寓於‘神韻’的多而寄在‘形貌’的少，譯本如不能保留原文的‘神韻’，難免要失了許多的感人的力量。”(1984b：337)這段話強調“神韻”，和後來的“神似”沒有大的差別。所以有人說20世紀50年代傅雷提出關於“神似”的討論是20年代“神韻”討論的繼續。
3、我國現代對翻譯標準的爭論 傅雷和錢鍾書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分別提出“神似”和“化境”的翻譯標準。傅雷先生主張“重神似而不重形似”。於是我國譯界出現了兩大派。1是以傅雷、楊絳、楊必等譯家爲代表的“神似派”，1是以卞之琳先生爲代表的“存形求神派”。1派重神似，1派重形似，誰也說服不了誰。就在近期的《中國翻譯》上北大教授許淵衝先生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江楓先生還在該問題上繼續爭論不休。(見《中國翻譯>>2001(3)“新世紀的新譯論”點評)2001年8月份在中國譯協、《中國翻譯》編輯部舉辦的“英漢翻譯進階講習班”上，筆者有幸聆聽了兩位學者的脣槍舌戰，雙方各持1詞，誰也不服氣誰，誰都能找出有力的證據證明自己的觀點是對的。 繼20世紀50年代之後，70年代末我國翻譯事業出現了第2次高潮。由於西方翻譯理論開始大舉進入中國翻譯研究領域，不少學者力圖“挽救”、“完善”嚴復的理論。有人乾脆說：“還是信達雅好。”於是人們重新提出“直譯”或“意譯”的價值。新1輪翻譯標準的爭論又拉開了帷幕。時代不同了，人們站在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思維方式進行爭論。與此同時，後人對嚴復的“信達雅”已經賦予了新的內容和解釋。他們認爲“雅”已不再是嚴復所指的“爾雅”和“用漢以前宇法句法”，而是指“儲存原作的風格”。這期間，我國1些學者提出了“信達優論”、“信達切論”、“最佳近似度論”、“辨證統1論”、“緊身衣論”等翻譯標準。精通英法兩門外語的許淵衝先生把“雅”字歸結爲中國文藝學派翻譯標準的根源。他在此基礎上進1步
發展，提出了“3美論”(意美、音美、形美)。 1987年在青島召開的“全國首屆翻譯理論研討會”上，辜正坤教授發表了“翻譯標準多元互補論”，他認爲具體的翻譯標準應該而且必然是多元的而非1元的。翻譯標準可分爲抽象標準和具體標準兩大類，這兩大標準構成1個互相制約和補充的有機系統。抽象標準具有1元性，具體標準具有多元性。論文1經宣讀，引起軒然大波，幾乎使有關翻譯標準的討論成了大會的主旋律。可見人們對翻譯標準的重視。
4、爭論給我們的啓示 本文簡述了歷代譯界對翻譯標準的爭論，由此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啓示： 1．翻譯標準不是永恆的 翻譯標準來自於翻譯實踐，來自於當時當地的翻譯實踐。翻譯標準的提出都與當時的社會政治氣候和人們的意識形態分不開。古代的翻譯是以宣傳宗教爲目的，所以以翻譯佛經爲主；近代的 翻譯目的是“使頑固的士大夫階級樂於接受西方的學理”，所以以翻譯科學技術和介紹新思想爲主；現代的翻譯目的是爲了傳播思想和文化，所以以翻譯文學作品爲主；而後現代的翻譯目的卻是多元的。各行各業，各個階層的人們抱着不同的目的`，把翻譯作爲1種達到目的的服務手段。其翻譯標準也是各種各樣的。縱觀翻譯歷史的長河我們不難發現，翻譯標準的提出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有着必然的聯繫，任何翻譯標準放到另1個時代都有其適用性和不適用性。翻譯標準不是永恆的。 2．目的、對象第1，翻譯標準第2 任何人在從事翻譯活動時都是把翻譯目的和對象放在首位，不是先討論翻譯標準，後根據標準再進行翻譯活動。嚴復翻譯《天演論》的對象是士大夫階級，目的是“爲了使頑固的士大夫階級樂於接受西方學理”。爲達到此目的，他拋開自己的翻譯標準而不顧，把文章譯得艱澀難懂，對原文隨意取捨，類似改編。但他實現了自己預定的目標，獲得了中國翻譯史上罕見的成功。嚴復追求譯筆優美，很切合他要引起士大夫階級興趣的翻譯目的。如果《天演論》是專爲研究進化論專家翻譯的，作爲1個特殊領域的讀者羣，他們對翻譯的興趣主要是爲了實用，譯文儘量保持原文的原貌，這比譯筆優美更重要。如果選擇學童爲讀者，那必須改寫成淺顯易懂的科普讀物。所以，翻譯目的和對象是第1位的，其次纔是翻譯標準。 3．樹立正確的翻譯觀 長期以來，我國翻譯界1直存在着“直譯派”與“意譯派”、“神似派”與“形似派”、“藝術派”與“科學派”之間的爭論。大致說來，這1對對派別又可以概括爲兩大派，藝術派認爲翻譯是藝術，實踐中比較重神似，而且大多偏愛意譯，而科學派則認爲翻譯是科學，實踐中比較強調形似，大多喜歡採用直譯。從實踐效果來看，“藝術派”的譯文以明白曉暢爲特色，容易爲讀者所喜愛。但是，由於不拘形式的緣故，難免或多或少存在有失嚴謹的缺陷；而“科學派”的譯文雖以忠實、嚴謹爲特徵，但容易出現生硬拗口的弊病，讀起來不是10分順暢。作爲翻譯工作者應堅持辯證法，樹立正確的翻譯觀，不偏倚任何1派，而是取兩家之長，避兩家之短，使科學與藝術並重，神似與形似兼顧，直譯與意譯並用。堅持對立統1規律，才能達到翻譯的最高境界。
5、結束語 從歷代翻譯家們對翻譯的原則、標準的看法和爭論中，我們似乎可以得出這樣1個結論：翻譯活動本身不應該是目的，它應該遵循某些原則或標準。從有翻譯以來，就有對翻譯標準的爭論。隨着時代的發展和翻譯實踐的不斷豐富，1代又1代翻譯家們不斷給翻譯標準注入新的活力。我相信，今後這種爭論仍然是在所難免的，翻譯標準只能在爭論中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