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本文透過對李昌齡注《太上感應篇》文字的研讀，發現對以忠君爲核心的臣民的論述是其中的重要內容。本文從忠君政治倫理的重要性、臣民恪守與背叛忠君政治倫理的不同結果、“積善成仙，積惡致禍”的政治倫理控制手段三方面對李注所包含的臣民政治倫理思想進行了初步梳理，從中可以看出李注《感應篇》在維護君主專制的極權形態中具有較大的利用價值，因而受到南宋理宗君臣的普遍重視。
論文關鍵詞：李昌齡 《太上感應篇》 臣民政治倫理
臣民政治倫理是臣民在政治生活中應當遵循的原則與規範，它從倫理道德層面對社會政治秩序起着維繫和調節作用。產生於宋代的《太上感應篇》是中國上出現的第一部勸善書，因其流播廣泛、影響深遠而被譽爲“善書之祖”。《感應篇》包含着豐富的倫理思想，其範圍涉及家庭、社會、、政治等方面。《感應篇》中“忠孝友悌”；“陰賊良善，暗侮君親”；“輕蔑天民，擾亂國政”；“男不忠良”等條目，就具有明顯的臣民政治倫理意蘊。
《感應篇》原文基本上是簡短的條目形式，宋李昌齡注《感應篇》(以下簡稱李注)則對《感應篇》原文中有關臣民政治倫理的條目進行了詳細闡發。相較於《感應篇》原文，李注的特點體現在以下兩方面：一是援引儒釋道典籍，對《感應篇》原文中臣民政治倫理之條目加以論證，試圖爲臣民政治倫理尋求更廣泛的理論支援。二是透過例舉大量北宋臣民的鮮活事例，意在增強恪守臣民政治倫理的現實說服力。正如南宋大儒真德秀《太上感應篇跋》雲：“李公(李昌齡)注感應篇以諭人”。目前學界對宋本《感應篇》之研究，重點集中在所謂“千二百”原文上，而對李昌齡之注研究甚少。儘管學界對李昌齡其人身份及年代尚無定論，但並不影響對註文字身的研究。本文擬就李注中所包含的臣民政治倫理思想做初步探索，以求教於學界同仁。
一
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是中國傳統社會政治模式的根本特點，由此而形成的王權至上的觀念在政治意識中佔據了主要地位。在中國傳統社會極權體制下，君王的權力意志凌駕於人間的一切規則之上。在政治倫理領域內，臣民若想見容於這種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他們能夠做的就是忠誠和順從於君王的權威，否則就意味着對極權體制的背叛。因此中國傳統社會政治體制下的臣民政治倫理，特別強調“盡忠事君”，並將忠君原則作爲臣民政治倫理的核心要求。
李昌齡注《太上感應篇》，其對臣民政治倫理的規定十分明確地突出了“忠君”觀念。透過對“忠君”觀念的強調，顯示出其對君王極權體制的認同和維護，因而得到了南宋理宗皇帝的重視和大力推廣。理宗御書“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八字於《太上感應篇》，“誕布四方，俾邇民皆遷善之，歸自樂從於教化”。紹定六年八月(1233)右街鑑義、主管教門公事、太一宮焚修胡瑩微《進太上感應篇表》記載了理宗皇帝推廣《太上感應篇》的情況：
臣竊觀《寶藏》(注：即《瓊章寶藏》，乃抄錄《政和萬壽道藏》而成。《瓊章寶藏》乃南宋孝宗淳熙四年御書以賜。此據陳國符先生《道藏源流考》，上冊第147頁，中華書局1963年版。)之諸經中有瑤編之大訓，本慈悲而救物，爰諄復以誨人。謂善惡感召之由，端類樞機之發；而禍福應驗之理，捷於影響之隨。千二百懇懇之辭，億萬載昭昭之誡，然必賴明良之敷闡，乃能率衆庶以皈依。恭惟皇帝陛下垂拱視朝，緝熙典學。講貫雖專於六籍，蒐羅旁及於羣書。道訪窈冥，繼聖祖下風之請；化流清靜，邁漢皇當日之規。怡神政事之餘，玩意天人之際，將推行而傳遠，故裒集以加詳。義畫丁寧，冠驪珠之八字；甘鑑敘贊，擅鴻筆於一家。煥乎函籍之光榮矣!
朱越利先生在《(太上感應篇)與北宋末南宋初的道教改革》一文中指出：紹定六年(1233)太一宮道士胡瑩微刊印之《太上感應篇》，已包含李昌齡之注。而兩年後理宗朝巨儒真德秀於端平二年(1235)所作《太上感應篇》之跋文亦有“李公(注：李昌齡)注感應篇以諭人”之說，可見李注在當時已有廣泛影響。
“古今風俗，悉從上之所好”，由於理宗大力推廣李注《感應篇》，權臣巨儒亦紛紛作序跋。“其以次序述之者鄭安晚丞相、真西山先生，餘皆其時宗工鉅儒。”真德秀之跋文雲：“世謂感應之雲獨出於老佛氏，非也!《書》有作善降祥之訓，《易》有積善餘慶之言，大抵皆此理也。”“蓋天命之性，賦之於人，本皆至善……予懼世人不求諸內而求諸外，顧以力弗足而怠焉。又或出於僥求覬倖之私而返流於不善也，故書之篇末以告觀者，庶不失感應之本指雲。”真德秀之跋以之言解《感應篇》，這也說明在維護統治階級政治利益方面，儒道兩家頗有相通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