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施米特政治哲學在西方是頗有代表性和影響力的，這緣於他對政治的獨立理解，即敵友劃分的現實主義政治理解，並以這種極端現實化的政治理解來挑戰馬克思的理想政治制度。迴應來自施米特的挑戰和深入闡發馬克思的政治思想，可以看到馬克思政治思想所具有的極爲重要的當代價值，即在現實政治與理想政治之間，尋找和構建更符合人性的社會政治制度。
關鍵詞 現實主義 現實政治 理想政治
一、作爲現實主義的施米特政治哲學-
在《政治的概念》中，施米特明確將政治的標準確定爲劃分敵友，而劃分敵友的過程就是一個根據歷史情境隨時決斷自己國家敵友的過程，它既需要一個以領袖、精英、元首等形象出現的優秀個人，也需要這些個人在適當的時候決斷民族國家的敵人。決斷民族國家之敵人的過程成了使政治得以可能的重要標準，而決斷朋友甚或說朋友的概念在施米特所理解的政治中處於非常微弱的地位。在施米特那裏，決斷就意味着例外情態的存在，它是對常規、規則的打破和超越，從而，決斷就具有非理性的特徵，可以將它看作是對啓蒙理性的顛覆。但是，完全的非理性恐怕是完全的混亂，完全的非理陸對人類來說不能成爲有建設性的資源，反而會成爲破壞和災難的根源。所以，我們認爲決斷必須藉助於人的理性能力，沒有這種理性能力，誕生新的人類秩序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既然我們無法迴避人的理性能力對於決斯敵人和建立秩序的重要作用，那麼，施米特的敵友政治理論中就仍然難以迴避理性計算的現代性難題，但也正是這種訴諸理性的決斷，才使敵友政治擺脫了它所批判的政治浪漫派的政治審美化立場，捍衛了政治本身的嚴肅性和殘酷性。從以上這些論述中，我們將會看到這樣一種情況，即敵友政治必然同審美活動形成鮮明的對峙局面，審美活動本身就意味着它不可能成爲施米特所認定的敵友政治。其實在審美活動和敵友政治之間發生了一種深層次的對峙：這就是審美活動主要訴諸個人情感、想象和理想的成分；而施米特的敵友政治更爲側重人的理性、決斷和現實的成分。這就註定了審美活動難以成爲政治的，也難以與政治形成真實的對抗。德國學者米勒在《危險的心靈》中就曾提到：“據說，施米特常常因他所謂的韋伯式的切近現實，即務實性和現實主義而令人掩卷難忘。”施米特在自己的著作中已經預設了發生民族國家間衝突、決斷敵人和捍衛政治性生存的現實可能性等諸多環節，這就使他的敵友政治理論在國際法乃至國際關係等領域具有了極爲廣泛的重大意義，其中可能至爲關鍵的還是施米特本人採取了現實主義的態度和立場，從而才使他的敵友政治理論既具有極強的時代性，又產生了深遠的理論效應。
施米特還以自己的敵友政治向傳統的普世倫理髮起了攻擊，這與他對敵友政治的現實性理解緊密相關。普世倫理宣稱的所謂的正義、公正、真理等普世價值，不僅破壞了這些道德的真正價值，也失卻了政治的嚴肅性，而政治的嚴肅性本身與倫理道德的規範性是密不可分的。施米特在他的著述中明確反對某一個民族國家宣稱站在正義、人道的方面而參與戰爭，因爲他認爲哪個民族國家也不具備這樣的權力，相反，這些道德價值往往成爲他們發動戰爭的幌子，僅此而已。施米特的這種判斷是對追求普世倫理理想的斷然否決，而他本人給出的答案是：只爲生存而戰，除此之外就是藉口。用施米特自己的話說就是尋找現實的敵人，識別敵人只是第一步，展開現實的政治行動纔是最爲重要的事情，這時候戰爭便作爲一種自然狀態或說極端狀態出現在了人們的視野中。
對於施米特來說，敵友政治對於保持政治嚴肅性是不可或缺的，由此也就意味着戰爭是人類生存事件中不能缺少的自然狀態，戰爭對於人類來說有着重大的生存意義。施米特在《論斷與概念》中說：“將戰爭詛咒爲大屠殺而又要求人去進行戰爭並在戰爭中殺人和被殺，以便，永遠不再有戰爭’，這是公開的欺騙。戰爭、作戰的人們的死亡準備、從肉體上殺死站在敵方的人，所有這些都沒有準則性的內涵，而只有生存上的意義，即其意義在於爲反對現實的敵人而進行的現實鬥爭的現實環境，而不在某種理想的綱領和準則。”施米特在這段話中連續用了三個“現實”，這足以說明他的敵友政治是一種現實政治。與此同時，施米特還在這段話中反駁了達至理想政治的原則和綱領，並將敵友政治稱爲一種“純生存層面”的現實政治。
儘管否棄了人類追求普世倫理的可能性，但實際上施米特已經將倫理道德和敵友政治緊密地連在了一起。敵友政治正是以民族國家的獨立主權爲自己的基點，沒有政權統一體以及與之相連的決斷敵友的能力，民族國家實質上就名存實亡了。施米特將神學、道德、政治作爲密切相連的一條鎖鏈，作爲這條鎖鏈的發力點就是政治本身，沒有可以脫離政治而存在的純粹道德領域。從這種意義上說，倫理和政治緊密勾連在一起，而且倫理和政治也只是對於某一民族國家來說的。因而，我們也可以說施米特的敵友政治理論是後現代政治哲學，多元國家、多元政治與多元倫理成爲施米特敵友政治理論中的題中應有之意。在批駁相信純粹道德的言論中，施米特明確地指出：“只有愚人才會相信，一個不設防的民族只有朋友；認爲敵人也許會由於未受到抵抗而感動，這更是一廂情願的估計。”與此同時，施米特還深刻地指出所謂國際聯盟的真實本質，即它仍然是個別民族國家主導的表面聯合，每個民族國家仍要堅守自己的主權和劃分敵友的能力。從而，就沒有真正的國際聯盟；對於國際法的批評也是同樣的道理，歸根到底只是國與國之間的較量，除此而外沒有更好的解釋。
縱觀人類歷史，戰爭作爲人類的宿命已經無法避免，即使在這樣一個試圖透過高度技術化而尋求中立、和解的時代，戰爭的陰霾也始終籠罩着我們所生活的時代。在一個多元民族國家的時代，沒有一個超越所有國家之上的超級主權決斷者，衆多民族國家間的矛盾和衝突不可避免。一般認爲，馬基雅維裏和霍布斯是政治現實主義者，“但是，較霍布斯而言，施米特是一個更爲決絕的政治現實主義者。”政治哲學家施特勞斯認爲施米特恢復了霍布斯自然狀態理論的神聖光環，並且將其發展到民族國家層面的敵友政治，這是施米特對人類始終無法擺脫的、與生存脣齒相依的敵對本性的再次確認，由此施米特也達到了對現代政治、國際關係、國際法等領域的深層次洞見。因此，我們已經在文中提到施米特將敵友政治作爲人類無法擺脫的宿命，是與人類的生存事件緊密相連的重大事件，包括施米特所說的誕生人類事物秩序，也要從敵友政治的敵對和衝突的現實情境中獲得動力和解決。按照國內學者陳建洪的看法，實質上在施米特的政治概念中，再也看不到永恆自然法的痕跡，而這正是他的政治哲學帶有後現代主義氣息的原因所在。與其說施米特的敵友政治帶有後現代主義氣息，倒不如說施米特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