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三綱領”與“八條目”應爲一個整體，這是理解《大學》的關鍵。“三綱領”中的“明明德”主要是指“修身”而言，而“止於至善”則是指“明明德於天下”，即天下人皆能修其身。朱熹改“親民”爲“新民”並非無據，這可以由郭店竹簡及《大學》的思想得到證明。“八條目”以修身爲界可以劃分爲兩個部分，“正心、誠意、格物、致知”四項乃是修身的工夫，它與後者是一種交叉的關係，而不是並列的關係，“八條目”嚴格說來應爲“四條目”。《大學》的思想具有二元的傾向，對以後的孟子、荀子均有所影響，但其主要還應屬於思孟一系。
《大學》在思想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特別自宋代列入四書以後，其影響更爲巨大。但圍繞《大學》一直存在着種種爭論，爭論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大學》的成書年代；二是《大學》的思想及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而這兩個方面又往往是聯繫在一起的。最近出土的郭點竹簡中許多觀念範疇都與《大學》相近（1），爲我們重新理解、探討《大學》提供了重要材料。筆者曾著文指出《大學》成書較早，應爲曾子或其弟子所作，近代以來認爲《大學》形成於秦漢之際甚或漢武帝以後的觀點難以成立（2）。本文擬在此基礎上結合有關郭點竹簡材料，對《大學》的內容及思想地位作進一步探討。
（一）
《大學》一文不長，僅有短短的兩千餘字，然而一篇文章的生命力，往往不在於其字數的長短，甚至也不在於其思想的高深，而在於它是否適應了當時社會的需要，是否爲後人留下闡釋、發揮的空間，《大學》無疑作到這一點，它在歷史上產生廣泛影響，也正源於此。《大學》的思想一般被概括爲“三綱領”、“八條目”，而“三綱領”與“八條目”又有着密切的聯繫，二者是一個有機的整體，這是《大學》思想的一個重要特點，也是理解《大學》的關鍵所在。《大學》首章雲：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構成了《大學》的基本思想和“綱領”。對於什麼是“明明德”，學術界有過種種不同的看法。宋明理學家如朱熹、王守仁等都把“明德”理解爲“虛靈不昧”的心體，認爲“明明德”即是發明此本有的心性，所不同的是前者把它看作是“性”，而後者則看作是“心”。當代有些學者則往往把“明明德”與思孟的性善論聯繫起來，認爲“明明德”是對《中庸》“自明誠”一語的發揮，並說“所謂‘明明德’，就是指透過修行，使‘明德’顯明於心，並同時使性得以呈現於心。”（3）這些看法明顯難以讓人苟同，也未必符合《大學》的原義。因爲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明德”的觀念雖然產生較早——《大學》引《康誥》“克明德”以釋“明明德”即是明證——但自人性的角度以言“明德”則是相對較晚纔出現的。從《大學》全文來看，其言“明德”尚處在未與人性聯繫在一起的階段，更沒有將其看作是內在的性，這是《大學》“明明德”的一個重要特點，也是《大學》成書較早的一個反映，看不到這一點，顯然不符合《大學》思想的實際；與此不同，牟宗三先生則認爲《大學》引“堯典《康誥》言‘德’或‘峻德’皆指德行說，那時似更不能意識到本有之心性也。”（4）徐復觀先生也說“《大學》此處的明德，大概也只能作明智的行爲解釋，而不是指的是心。”（5）從《大學》所處的時代來看，說“明德”包含“德行”、“明智的行爲”的意思並不爲過，但這並不是《大學》“明德”的重點所在，因爲《大學》全文很少提到“德行”、“明智的行爲”，相反它反覆強調“正心”、“誠意”，把它看作是“明明德”的重要手段，所以把“明德”僅僅理解爲“德行”、“明智的行爲”同樣不夠全面。其實，《大學》的“明明德”主要是針對“修身”而言的，因爲下文接着說到：“古之慾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由於以上各項是一種條件的蘊涵關係，這段話實際是說：欲明明德於天下，先修其身，然後齊其家、治其國、平天下。顯然，“明明德”即“修其身”，而“明明德於天下”也即在此基礎上使天下之人皆能修其身。孔穎達釋“明明德”爲“謂身有明德而更彰顯之”，正指明瞭這一點。既然“明明德”主要是指“修身”，那麼它就應當包括“正心”、“誠意”、“格物”、“致知”等內容，理解《大學》的“明明德”，正應從此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