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屬辭》與其餘四種構成了具有趙氏特色的《春秋》學完整體系，探索的範圍也極廣泛，下面是小編蒐集整理的一篇探究《春秋》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的論文範文，歡迎閱讀檢視。
《春秋》爲儒家五經之一，歷代學者的註疏解說多不勝數。衆多《春秋》學着作中，元末明初徽州學者趙汸的《春秋》學着作，有其獨特的學術價值，歷來爲人稱道，錢謙益曾譽爲“本朝儒林第一”①，並非虛語。本文從趙汸的學術師承、着書宗旨、學術特色等方面作一分析探討，闡發其在《春秋》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
章節一
趙汸，字子常，徽州休寧人，在元末動亂中隱居着書，築東山精舍，四方來學者甚衆，學者稱東山先生，事蹟見《明史·儒林傳》。史傳簡略，而其學生詹烜的《東山趙先生汸行狀》較爲詳盡。據《行狀》，趙汸先世本隴西人，唐末避兵遷居新安海寧之龍安裏，從此定居下來②。
祖象元，才識超異，元初授杭州仁和令，未到任便卒於揚州。父克明，孝友敦厚，鄉里有“善人”之稱。趙汸爲幼子，生於元延佑六年(1319)，《行狀》說:自孩抱聞讀書輒能成誦，及就外傅，讀朱子《四書》疑難不一，師告以初學毋過求。意輒不釋，夜歸取《文公大全集》《語錄》等書翻閱，五鼓始休。由是有悟，遂厲志聖賢之學，不事舉子業。少長遍詣郡之師儒，遂有負笈四方之思。鬻恆產以爲裹糧執贄之具，親友或議其非，弗顧。③至元三年(1337)，趙汸19歲，聞九江黃澤杜門着述，遂往拜師求學。時黃澤年近80，貧無立錐之地，而窮經之志不輟。其學以積思自悟爲主，故其教人引而不發，使其自思。一再登門，乃得授六經疑義千餘條以歸。至正元年(1341)秋，第二次往九江從學，居二年，得口授六十四卦義與學《春秋》之要。並由此獲教，知講學而不切於己，治經而不究其事，算不上聞道。至正四年至臨川虞集處拜師，在虞家從學一年。至正六年，再往九江，黃澤已經去世。歸來築東山精舍，虞集有《東山精舍記》，轉述趙汸之言云:
汸蚤學於鄉，所求朱程之緒餘者，誦習經訓，辨釋其文義之外，無以致力焉。恐終身不足以知至，畢世不能以意誠，古昔聖賢師弟子之授受，如斯而已乎?切嘗思之，以求塗轍之正，至於道南之嘆而有感焉。
……其所學者何學?所事者何事?而吾朱子所謂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亦將何所底乎?此精舍之作，所以願盡心焉者也。①自精舍成，四方學者尊之爲東山先生。又，清初錢謙益《歷朝詩集小傳》稱，元末動亂中，趙汸輔元帥汪同起兵保鄉井，授江南行樞密院都事。趙汸從書齋裏走出來是爲了保衛家鄉，並非爲了做官，故辭而不受。爲此結茅於星溪之古閬山。山在星溪上游，高寒深阻，人跡幾絕，在這裏潛心着述。至正二十二年春回東山，才知朱元璋開府金陵，徽州已附屬六年。有司屢奉命徵辟，皆以疾得辭。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十二月下詔修《元史》，次年八月書成，李善長《進元史表》中，趙氏即名列修史的十六儒士中。趙汸不願出仕，回休寧後不到一月就去世了，年僅51歲。
從《行狀》可知，趙汸的學術師承有二:一爲九江的黃澤，所學主要是《易》與《春秋》，尤以《春秋》所得爲多。黃澤，字楚望，爲學以獨立思考自悟爲主。趙汸《黃楚望先生行狀》中有詳細描述:
先生於經學以積思自悟爲主，以自然的當不可移易爲則。故其悟也，或得諸幽閒寂寞之餘，或得諸顛沛流離之頃，或得諸疾病無聊之日，或得諸道途風雨之中，及其久也則豁然無不貫通。……於是，《易》《春秋》傳注之失，《詩》《書》未決之疑，《周禮》非聖人書之謗，凡歷代聚訟不決，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冰解凍釋，怡然各就條理，蓋由專精積久而後得之。……其說《易》有常變，而《春秋》則有經有權。
《易》雖萬變而必復於常，《春秋》雖用權而不遠於經，各以二義貫一經之旨。②黃澤認爲《周易》《春秋》二經中有孔子的手筆，書中體現了聖人精神，“心術所存，必盡得其不傳之旨，然後孔門之教乃備”。有感於當世學者多迷信前儒成說，缺乏獨立思考的精神，每遇此類人，雖問弗答;即便解答也皆引而不發，留有餘地令其自思，所以連及門之士也很少能領會他的思想。趙汸回憶當初拜師黃澤，向他請教治經的門徑，黃澤只說了一句“在致思而已”。再請問如何致思?黃澤舉了“《禮》，女有五不娶”例，其一爲喪父長子，注曰“無所受命”，近代學者解說“喪父而無兄者也”，女之喪父無兄的情況很常見，何以見絕於人如此?
明顯這是違背常理的事，可見其非先王之意。
他讓趙汸姑以此問題思之二三年或七八年，“儻得其說則知先儒說經，其已通者未必皆當，其未通者未嘗不可致思也”。汸退而思之，久之悟得這是《春秋》中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的事，故《注》曰“無所受命”。以此質於先生，黃澤說:“子能如是求之甚善，然六經疑義若此者衆矣，當務完養而慎思之，毋輕發也。”於是授以《春秋》之要:“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外。”這個問題困擾趙汸一年多終不得其說，黃澤變換其語啓發說:“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內。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外。”
③趙汸由此始悟《春秋》筆削之權之旨，所謂二百四十二年之外者，自伯禽至魯國亡之《春秋》，即《魯春秋》，史官相承之法;二百四十二年之內者，隱公元年至獲麟之《春秋》，即六經中的《春秋》。凡一事皆具此二義。這也啓發了他後來研究《春秋》的門徑。
趙汸的另一老師爲臨川的虞集。虞集父名汲，與吳澄爲友，故集以通家子從吳澄學。趙汸第二次往九江拜謁黃澤後，又往臨川謁見虞集，獲聞吳澄的理學。時江西憲私試請題，虞集即擬策問《江右先賢名節文章經學》《朱陸二氏立教所以異同》及《孟子策問》三題。這好比是入門程度考試，趙汸一一作文回答，虞集大爲稱善①。今趙氏《東山存稿》卷二有此三篇長文，並有虞集批語。這樣便留在虞集家中學習，虞家有豐富的藏書供其研討。轉益多師使其學問又有了提高。
但學術上對趙汸影響最大的是黃澤，有一事可證。其與吳澄弟子袁明善(字誠夫，臨川人)論學多所契合，金居敬說“至論《春秋》則確守師說不變，先生亦以所得未完，非口舌可辨，自是絕不與人談”②。黃氏之學以《易》《春秋》最爲人稱道，趙汸繼承併發揚光大，說《易》之書有《周易文銓》四卷行世，至於說《春秋》之書更是多達五種。可見趙汸平生爲學工夫於《春秋》最深，所着說《春秋》之書亦最多。爲何以《春秋》之學作爲終身的學術事業?除了師教，還有身體的原因。趙汸與人信中也曾解釋:
汸之生也，稟氣甚薄，二十五六時風痰之症，積成痼疾，手足頭目日漸長大而軀幹與兩臂獨細弱如初，步履極艱，飲食甚少，如耄耋老衰者，其殘廢不堪人事之日久矣。
邇歲以來，加以寒溼外感，身兼數症，藥餌無功。醫者厭於調治，友朋倦於饋給。……然汸所以得虛譽於時賢者，蓋亦有說，早歲獲見一二前輩，於經學稍知用心，既而以久病故僅守《春秋》一經，其他經皆不能復更。讀史書僅考《左氏傳》亦不能記誦，其他自《史記》而下，治亂成敗之說，皆力不能及。蓋以久病早衰不能勉強，非自棄也。③這雖是回絕當局強其出仕的話，然也系實情。趙汸以一羸弱半殘之軀，在學術上取得驚人的成就，固然是本人刻苦自勵所致，也與所遇明師關聯甚大。紀昀說得好:“有元一代，經術莫深於黃澤，文律莫精於虞集。汸經術出於澤，文律得於集。其淵源所自，皆天下第一，故其議論有根底……在元季亦翹然獨出。”④
章節二
趙汸《春秋》學的著作，其本人在致宋濂等友人書中談及“《春秋》纂述大意”時列舉四種。
門人金居敬在《春秋師說》總跋中也說:“《春秋趙氏集傳》十五卷、《屬辭》十五卷、《左氏傳補註》十卷、《師說》三卷，皆居敬所校定。”
⑤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及《明史·藝文志》同。《屬辭》《補註》《師說》，趙汸生前已刊行，《集傳》則去世後才由學生補足定稿，有明嘉靖刊本。康熙年間刊刻的《通志堂經解》即收入此四種。朱彝尊《經義考》則着錄五種，多《春秋金鎖匙》一種。《四庫全書》“春秋類”全部收錄此五種。
這樣看來，趙汸的《春秋》學着作共有五種，殆無疑義，唯各家着錄甲乙次序頗不同。竊以爲金氏所列各書次序是按“校定”先後，非其着述先後次第而言。明確各書撰作次第，對於研究趙氏《春秋》學大有幫助，從中可窺其研究途徑與方法。今以趙氏寄宋濂信中所述“春秋纂述大意”與金氏跋文互相考覈而定其着作順序。
第一種是《春秋師說》。趙汸早年首次負笈九江從黃澤學，金氏說“盡得其所舉六經疑義千餘條以歸。所輯《春秋師說》蓋始於此”。
可見趙氏《春秋》學着作中《師說》是最早的一種。之所以題曰“師說”，表明其所出之由，以示不忘師教之意。四年以後，“復念黃先生高年，平生精力所到，一旦不傳可惜也。復如九江，黃公乃授以學《春秋》之要”。這一次趙汸在九江居二年，所獲更豐，除問《春秋》疑義外，還從受《易》，得口授六十四卦卦辭大義。五年後再往九江欲與老師商討疑義，而黃澤已去世。
趙汸在與友人宋濂等人信中談到，“《易》學既難着手而《春秋》微言頗有可思者，乃摭取諸書中說《春秋》處，參以所聞，輯爲《春秋師說》三卷”①。《通志堂經解》本卷首有《春秋師說題辭》，爲文淵閣四庫本所無。《題辭》中說:“乃即前諸書中取凡爲《春秋》說者，參以平日耳聞，去其重複，類次爲十有一篇，分爲三卷，題曰《春秋師說》。”
②文末落款爲“至正戊子八月”，即爲至正八年(1348)。這當是就刊刻年代而言，寫作則還在此前。雖說以師說爲主，其中也包含師徒兩人研討的成果。這是趙汸研究《春秋》過程中的起步階段。
第二種是《春秋左氏傳補註》。趙汸《春秋纂述大意》說:“黃先生論《春秋》學以左丘明、杜元凱爲主。”在老師黃澤的啓發下，獨立思考了十幾年，悟得孟子論《春秋》之言，便考三傳及諸家之書，而具知其得失異同之故，反覆推明，又複數載，終於成一家之學。《春秋集傳序》中明確指出後世學《春秋》，能知歷史事件的本末，是依賴了《左傳》，故取《左傳》爲之補註，“欲學者必以考事爲先，其文與義則三傳而後”。也就是說，欲求《春秋》大義，必先弄清歷史事件。趙汸認爲“學者必知策書之例，然後筆削之義可求。筆削之義既明，則凡以虛詞說經者其刻深辯急之說皆不攻而自破”。歷代研究《春秋》名家無慮數十家，求其論筆削有依據的`唯宋代陳良傅的《春秋章指》一書，遂合杜預《左傳注》考之，將陳氏《章指》附於《杜注》之下，取其長而舍其短。這就是撰作《春秋左氏傳補註》的由來。透過這番工作，悉悟傳注得失之由，而後筆削義例觸類貫通，縱橫錯綜，各有條理。這是趙氏《春秋》研究中的第二種着作，屬於基礎研究工作。
趙汸研究《春秋》的第三種着作是《春秋集傳》，在上述兩種着作的基礎上所做的綜合性研究。《春秋集傳序》中說:《春秋》，魯史策書也。……吾魯司寇也，一旦取太史氏所職而修之……凡史所書，有筆有削，史所不書，吾不加益也，故曰其文則史，史主實錄而已。《春秋》志存撥亂，筆則筆，削則削，遊夏不能贊一辭，非史氏所及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製作之原也。……然自孟氏以來鮮有能推是說以論《春秋》者，蓋其失由三傳始。
《春秋》製作之原，自以孟子說得最清楚。
惜孟子以後此義逐漸湮沒。《春秋》三傳，《左傳》以史釋經，不知筆削之義;《公》《谷》闡釋經義是其長，然不知《春秋》“其文則史”之義。宋代陳良傅以《公》《谷》爲主，參以《左傳》，其法較諸家爲善。不足的是以左氏所錄爲魯史舊文，而不知策書有體。殊不知左氏書首所載不書之例皆史法，非筆削之旨。《集傳》要解決的問題是探索《春秋》製作的本意，以及孔子的經世之志。據門人倪尚誼《後序》，此書初稿撰作始於至正八年(1348)，從時間上看正是刊定《師說》《補註》後從事的另一項着述。此書一再刪削，迄至正十七年成編。初稿完成後，覺得不滿意，有些問題如“日月之說”仍未講通。此後從《禮記·經解》悟得研究《春秋》當用“屬辭比事”法方行得通，於是有《春秋屬辭》之作。
擬《屬辭》完成後，再作修改定稿。從至正二十二年開始重新修訂《集傳》，方改至昭公二十七年，以病擱筆。趙汸去世後由門人倪尚誼補足編定③。可見《集傳》撰寫在前，但定稿卻在《屬辭》後。
第四種《春秋屬辭》。這是趙氏《春秋》學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也是其學術思想成熟的標誌。趙氏本人對此書的特色也有說明:今汸所纂述卻只是屬辭比事法，其間異同詳略，觸類貫通，自成義例，與先儒所纂所釋者殊不同。然後知以例說經，固不足以知聖人爲一切之說，以自欺而謾無統紀者亦不足以言《春秋》也，是故但以《屬辭》名書而序文具見微意，明不可與《釋例》《纂例》等書同論也。
①信中表現出對《屬辭》一書極爲自信，提醒友人勿與晉代杜預《春秋釋例》、唐代陸淳《春秋纂例》等量齊觀。此書與《集傳》關係密切，趙氏自雲《屬辭》是先考定史法，以明聖人筆削之權;《集傳》是推原事情世變，以達聖人經世之用，二書各有所主，互相發明，而後經意乃備。
第五種《春秋金鎖匙》一卷。趙氏在《春秋纂述大意》信上未提及，金居敬校定羣書也無此書。但從內容看，顯然是從《屬辭》中摘取事蹟相近者，以類相比，分爲105條;條下各爲解說，何爲聖人特筆?何爲《春秋》大例?性質類似《屬辭》的簡明本，爲趙氏《春秋》學綱領性的著作。考文集有《與朱楓林先生允升學正書》一篇，內雲:“《春秋》疑義難決，有自來矣。所謂事大體重，人微言輕，一過目未極底蘊便欲決其是非，此黃先生所以寧終身不以示人也。若小子則不然……擇其大有關係者得百十條設爲問答，以附書後，則一得之愚可以自見，而經旨明矣，豈不快哉。”
②朱升字允升，號楓林，年輩屬“鄉先生”，當年曾同往九江問學。前見趙汸《集傳》序文，即雲“春秋之說定於此矣”，後見《屬辭》乃手抄一部，點抹甚精，脫誤處亦時竄定，爲趙汸討論《春秋》的良師益友。此處所云書後所附百十條，疑即爲《春秋金鎖匙》。果如是，則原非單行之書，後人另擬書名抽出別行也未可知。事實究竟如何，只有存疑待考。
從以上着作撰作次第，可以看出趙氏研究《春秋》的途徑是循序漸進式，先做基礎工作，後上升到提煉總結工作，方法上值得後人借鑑。
章節三
《春秋屬辭》是趙汸的代表作。宋濂《序》中稱讚“發千古不傳之祕”，謂趙汸以前的《春秋》學研究經歷了“五變”:其始變也，三家競爲專門，各守師說，故有“墨守”“膏肓”“廢疾”之論。至其後也，或覺其膠固已深，而不能行遠，乃仿《周官》調人之義，而和解之，是再變也。
又其後也，有惡其是非淆亂，而不本諸經，擇其可者存之，其不可者舍之，是三變也。
又其後也，解者衆多，實有溢於三家之外。
有志之士，會粹成編，而《集傳》《集義》之書愈盛焉，是四變也。又其後也，患恆說不足聳人視聽，爭以立異相雄，破碎書法，牽合條類，譁然自以爲高。甚者分配《易》象，逐事而實之，是五變也。③“五變”紛擾不定的原因，在於沒有區分經文史法不同，這就造成了後世着作愈多而歧異愈大，《春秋》之旨愈晦的局面。趙汸的《屬辭》着於五變之後，明確區分二者的分別，所以能夠“直探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成就遠邁前儒也就不奇怪了。趙汸與宋濂、王禕的信上也說:
此經唐宋說者雖多，大抵有二途:一曰褒貶，一曰實錄。褒貶之法每相矛盾，其說自不能通。而實錄只是史官之事，與孟子說《春秋》處不合，諸家各以其意立論，言人人殊，既失事情又昧書法，故黃先生一切斷以虛辭。必經旨既明，義例既定，然後可擇其存者存之。
④既然用“褒貶”“實錄”的途徑皆不足以明《春秋》之旨，就須探索新的途徑。趙汸爲此“竭精畢慮，幾廢寢食，如是者二十年”，終於從《禮記·經解》“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一語中，悟出《春秋》之法在於屬辭比事。趙汸《春秋屬辭》自序中說:六經同出於聖人。《易》《詩》《書》《禮》《樂》之旨，近代說者皆得其宗。《春秋》獨未定於一，何也?學者知不足以知聖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也。昔者聖人既作六經以成教於天下，而《春秋》教有其法，獨與《五經》不同，所謂“屬辭比事”是也。蓋《詩》《書》《禮》《樂》者，帝王盛德成功已然之跡。《易》觀陰陽消息，以見吉凶，聖人皆述而傳之而已。《春秋》斷截魯史，有筆有削，以寓其撥亂之權，與“述而不作”者事異。自弟子高第者，如遊、夏尚不能贊一辭，苟非聖人爲法以教人，使考其異同之故以求之，則筆削之意何由可見乎?
此“屬辭比事”所以爲《春秋》之教，不得與《五經》同也。
①在趙汸看來，儒家六經中，其他五經經過歷代學者的研究，都有宗旨可尋，唯獨《春秋》不同。究其原因，《春秋》乃是孔子在魯舊史的基礎上進行了加工，有筆有削。
另一原因是，《春秋》有三傳，學者各尊一是，不能會通。《左傳》去七十子之徒未遠，雖博覽遺文，略見本末，而於筆削之旨無所發明。
這就是所謂“知不足以知聖人”，說到底還是不瞭解《春秋》的“屬辭比事”之教。《公羊傳》《穀梁傳》解經，重點在探究《春秋》的書法問題，即在哪些事要“書”、哪些“不書”上做文章，以此顯示譏刺、褒貶之例。爲此，他批評說:孔子作《春秋》以授史官及高第。在史官者，則丘明作《傳》;在高第者，則一再傳而爲公羊高、穀梁赤;在史官者則得事之情實而義理間有訛，在高第者則不見事實而往往以意臆度，若其義理則間有可觀，而事則多訛矣。
②又如三傳多異同，則須詳考事實，不爲曲說所蔽。
《春秋》當詳考事實，以求聖人筆削之旨。而三傳去聖未久，已多異同。如魯隱公不書即位，《左氏》《公羊》以爲是攝，《穀梁》以爲讓桓不正。三者所見各不同。君氏卒，《左氏》以爲隱公之母，二傳以爲天子之卿夫人。子氏薨，一以爲惠公妾母，一以爲桓母仲子，一以爲是隱公之妻，遂使三世母妻不辨，汩亂人倫。說《春秋》之最謬，未有甚於人倫不辨者。……其間非無正說，但爲曲說所蔽耳。③唐代的啖助、趙匡已指出《左傳》是據各國史策遺文編次而成，又廣採當時文籍，並卜書、夢書，及雜佔書、縱橫家、小說、諷諫等，雜在其中，故敘事雖多，釋意殊少。陸淳本二氏之說作《春秋纂例》，開“《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始終”先河。宋代以來此風大盛，陳傅良《春秋後傳》已知從《春秋》之教“屬辭比事”入手，然皆泥於褒貶，不能推見始終，則聖人之志還是不甚了了。此外，程張邵朱四先生雖知聖人之志，也未從“屬辭比事”入手。這就是其他各經的“微旨”所以暗而復明，唯獨《春秋》鬱而不明的原因。所以說《春秋》之義不明，是由於學者“知不足以知聖人”，是不明《春秋》之教的緣故。
趙汸明確提出，欲通《春秋》，瞭解孔子的製作之意，必須透過“屬辭比事”的方法才能找出《春秋》的義例，進而通曉《春秋》大義。趙汸又認爲，《春秋》本來就是根據魯史成書，所以必先考史法，而後聖人之法可求。三傳中《左傳》記載史事最爲詳明，故從《左傳》中考魯史遺法。《左傳》不明經義，則從《公羊》《穀梁》
二傳中探求。因悟三傳而後，諸家紛紜之失不越此二端。於是，離經辯類，析類爲凡，發其隱蔽，辯而釋之，作《春秋屬辭》十五卷。復推孔子筆削之旨，發凡起例，將全書分爲八篇。
該書八篇的命名也是有用意的。趙汸自己解釋說，《春秋》原本於魯國舊史，孔子雖作了筆削，而一國之紀綱本末大體仍具。這中間有筆而無削的地方，就是原來《魯春秋》的舊樣，故第一篇名之爲《存策書之大體》。第二篇爲《假筆削以行權》，意思是聖人撥亂以經世，而國書有定體，非假筆削無以寄文，故此命名。第三篇是《變文以示義》，是說事有非常，情有特異，雖筆削有不足以盡其義者，於是有變文、有特筆，而變文之別爲類者，爲辯名實、謹華夷。
意即透過變文的形式揭示《春秋》的大義。第四篇《辯名實之際》，第五篇《謹華夷之辯》，第六篇《特筆以正名》，意義如篇名所示。經過這麼分析，《春秋》“上下內外之殊分，輕重淺深之弗齊”，應該說是比較完備了。爲了使六義無微不顯，則以日月之法來區而別之，故第七篇命名爲《因日月以明類》。第八篇《辭從主人》，是說辨正是非的依據，皆從史文出發，特筆也不過數簡，所以說“辭從主人”①。另外，八篇的立論觀點何者是本於前人師說，何者是自己創見，與友人書中也有說明:
第一篇與末篇即是黃先生之意，考之經傳並不見筆削之跡。第二篇筆削之旨，乃本二傳、陳氏，擇其所當存而補所未備。
第三篇至六篇，間有先儒之說而《後傳》之指居多，或辨其所未然。第七篇發機於二《傳》、何氏及西疇崔氏。然黃先生日月例亦只守孟氏之說，嘗取林少穎諭日月二篇置《六經補註》中，亦不甚取《後傳》，不全廢褒貶。所取三傳義例，今皆不能盡合。
譬如適國都者，其道路行程軌轍一遵指授，至於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只合據今日所見言之，乃爲弗畔爾。②我們不妨先看第一篇《存策書之大體》，以見其繼承師說的基礎上而又有發揮創新。趙汸說，策書是國之正史。《左傳》定公四年，祝佗謂魯公分物有備物典策。韓宣子見《易象》與《魯春秋》，感嘆道:“周禮盡在魯矣。”班固《藝文志》因謂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
杜預也以備物典策爲《春秋》之制，而孔穎達《左傳正義》以爲若今官程品式之類。總之，皆謂魯之舊史中有周公遺法，自伯禽以來，無大喪亂，史官前後相蒙，非他國可及。然古者非大事不登於策，小事則簡牘載之，所以說是國之正史。以《春秋》所記載的標準來說，西周未亂之時，登於策上的大事，不過是公即位、逆夫人、朝聘會同，崩、薨、卒、葬，禍福、告命、雩社、禘嘗、搜狩、城築之類的事，一國的紀綱本末都在其中，善惡亦存其中。策書大體不外乎如此而已。
但東遷以後，情況發生了重大變化。周王室日益衰微，諸侯背叛，外夷縱橫。諸侯國內，大夫專政、陪臣擅命，於是伐國滅國、圍入遷取之禍交作，弒君、殺大夫這些以前沒有的事常常發生。策書常法已不能適應新的變化，故孔子斷自隱公，有筆有削，以寓其撥亂之志。孔子的《春秋》是當代史，首先要使其不失魯國正史的舊規，這就是“存策書之大體”的意思。孔子所做的工作是有筆有削以行其權，有筆無削以存其實。但《左氏》不知有筆削之旨，《公羊》學者又以《春秋》爲夫子博採衆國之書所成的一代通史，於是褒貶之說盛行。又有人以爲《春秋》有貶無褒，有人以爲《春秋》所書者皆非常事，而常事往往不書。甚至有以“黜周王魯”、“用夏變周”爲非常異義。凡此種種，失在不知有存策書大體之義。爲此，趙汸歸納了以下幾種情況:
一爲“嗣君逾年即位，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如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宣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襄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昭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哀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趙氏歸納總結“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的情況共有七次。
這些嗣君繼位後要舉行告朔、到周天子處備案等，策書要寫上“王正月”。趙氏說:古者天子建諸侯皆得世其爵，踐其位，臣妾其民人，皆有史官以記一國之政令，而奉天子之正朔，故諸侯薨，既殯，嗣子定位於柩前。逾年正月朔日，乃先謁廟，以明繼祖，還就阼階之位，見百官以正君臣。國史因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而近代以來學者對此問題的解釋往往不同，有的認爲《春秋》是以夏時冠周月。趙汸指出，一年有四時，始春終冬，以成一歲。三代雖正朔不同，而正月之必爲歲首。歲首之爲孟春，其序皆固定不可變易，也就是說改正朔而不改月。《春秋》書月又書時，爲夫子特筆者，蓋古書乃簡牘記言之體，得以從略。《春秋》策書，國之正史，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以時系年，是三代正史的遺法。
二是“不行即位禮，不書”。如隱公元年春，王正月;莊公元年春，王正月;閔公元年春，王正月;僖公元年春，王正月。趙氏歸納《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即位的情況有四次。
至於其原因，趙氏解釋說:若《春秋》書隱、莊、閔、僖是也。隱攝君位，不行即位禮。莊、閔、僖以繼弒君，不行即位禮。桓、宣亦繼弒君，而行即位禮者，桓、宣躬負篡逆，欲自同於遭喪繼位者以欺天下後世也。蓋即位乃已見羣臣，故有所隱避，則其禮可廢，朝廟、告朔乃新君見祖禰，奉王教之始，禮不可廢也。此在周人必有故事，魯史修辭亦有成法，故杜氏、啖氏據《周書》與《春秋》經傳定着其說如此。
①以上四公沒有舉行即位禮，是特殊原因造成的。未行即位禮，則《春秋》不寫“即位”。雖未行即位禮，但朝廟、告朔一類禮儀還是少不了，所以要寫上“王正月”。所謂特殊原因，就是“莊、閔、僖以繼弒君，不行即位禮”。而《左傳》的解釋卻說，隱公不書即位，稱爲攝;莊公不書即位，稱是文姜出之故;閔公不書即位，是因爲國內有亂;僖公不書即位，是說公外出的緣故。趙汸批評《左傳》這些解釋是不舉其大，反而舉了一些細小的事來解說，以致經義不相通，遭到後世學者的攻擊。宋代劉敞《春秋權衡》已指出其說之不可通，劉敞又批評杜預未曉《傳》文，《傳》曰不書即位者，固言仲尼不書也。
若雲隱、莊初不即位，《傳》當但云“公不即位，攝也”，“公不即位，文姜出故也”，不當雲不書即位，不稱即位。且杜氏註定公元年無正月說，公未即位，則不得書正月。何以隱公等初年不即位，反書正月，自相矛盾如此?由此可知，趙汸基本上是同意杜預不行即位禮，故策書不記載的說法，而有所變通。再如莊公“元年春，王正月”，趙汸認爲不如《穀梁傳》的解釋有道理。
《穀梁傳》說“繼弒君不稱即位，正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認爲此說必有所傳，惜學者不能體會。即位一事，書亦有罪，不書亦有罪，以致經義愈解釋愈不通。
《春秋屬辭》全書十五卷，“存策書之大體”卻有七卷的篇幅，下又細分131目，由此可見此爲其重點。正如宋濂《春秋屬辭序》中所說:“集杜、陳二氏之所長，而棄其短，有未及者辯而補之。何者爲史策舊文，何者是聖人之筆削，悉有所附麗。”也就是說，趙汸的書是以晉代杜預的《春秋釋例》、宋代陳傅良的《春秋後傳》爲本，在二家的基礎上又有所補正。其旨在辨明哪些是史策舊文，哪些是經孔子筆削過的，體現了孔子的意圖和思想。目的是以此糾正前人穿鑿附會的毛病。趙氏文集中《答趙伯友書》說:“屬辭比事法，無一義出於杜撰。”《與樑按察書》也提到“其間所列筆削義例，稽經考傳，悉有據依”②。可知《屬辭》是其一生得意之作。
《春秋屬辭》與其餘四種構成了具有趙氏特色的《春秋》學完整體系，探索的範圍也極廣泛。如“史例”和“經義”問題，趙氏《春秋集傳序》雲:左氏有見於史，其所發皆史例也，故常主史以釋經，是不知筆削之有義也。《公羊》《穀梁》有見於經，其所傳者，猶有經之佚義焉，故據經以生義，是不知其文之則史也。
趙汸分辨“史例”與“經義”，從此又分辨史學與經學的區別。這方面的見解雖多本於朱子，然強調經與史不可絕對割裂，要明經書大義，必先考校史實。唯其如此，方可通《春秋》。
《春秋》固是經，然本是記事，且先從史看。所以如此說者，欲人考索事情，推校書法。事情既得，書法既明，然後可以辯其何以謂之經，何以謂之史。經史之辯既決，則《春秋》始可通。而凡古今之曲說異端，不待致詰而無所遁其情矣。
①由此可見，他承認《春秋》是經，但實質是記事，故須從史的角度入手。三傳中以《左傳》爲主，由《左傳》考索事情，再參考《公》《谷》求書法。
又，關於《春秋》“例”的問題。一說主《春秋》有例，如杜預《春秋釋例》便是。一說《春秋》隨事筆削，絕無凡例。自宋代洪興祖提出“《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跡以爲例，猶天本無度，歷家即周天之數以爲度”，學者多從之。至黃澤又提出新說，謂“魯史《春秋》有例，夫子《春秋》無例，非無例也，以義爲例，隱而不彰也”②。黃澤僅是發凡而已，實際探求大爲不易。趙汸正是用“屬辭比事”的方法，嘗試探求《春秋》義例，最終完成了這項工作，正可謂後來居上、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綜上所論，我們基本可以斷言趙汸的《春秋》研究是經義辨析與史學考證併兼。他強調孔子因時代不同，故《春秋》中有筆有削，寓其撥亂之志。不同意後世所謂的“斷亂朝報”，肯定了《春秋》的思想性。他批評《左傳》不知有筆削之旨，《公羊傳》則過多講褒貶之說。這些見解都極有見地，非如流俗人云亦云。如詹烜《行狀》所稱:“新安自朱子後，儒學之盛，四方稱之，爲東南鄒魯，然其末流或以辨析之義纂輯羣言即爲朱子之學。先生獨超然有見於聖賢之授受，不徒在於推究文義之間，故其讀書一切以實理求之，反而驗之於己。非有以信其必然不已。”
③我們同時又看到，趙汸過分注重《春秋》“存策書大體”之義，批評指摘《公羊》一派學者中講“黜周王魯者”、“用夏變周”爲異論，殊不知這些命題正是“春秋公羊”學說中的核心問題，離開了這些問題也就不成爲“春秋公羊”學說了。趙汸的《春秋》學對清代常州的莊存與影響極大。莊存與的《春秋正辭》正是在趙汸《春秋屬辭》的啓發下寫作的，其開篇《敘目》明確說:“存與讀趙先生汸《春秋屬辭》而善之，輒不自量爲隱括其條，正列其義，更名曰《正辭》。”④莊氏《春秋正辭》被視爲清代復興《公羊》學的第一部着作，而這一切不能不追溯到趙氏《春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