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史與藝術理論向來關係複雜，本文從歷史層面分析兩次藝術史“遭受”的“理論入侵”，最終提出問題：藝術史研究的主旨是藝術還是歷史?應怎樣協調其間的政治實用主義和審美理性主義?
從歷史發展來看，藝術史及其理論一直關係混亂且始終有爭議。從近期這一層面的發展趨勢而言，藝術史及其理論二者彼此融合的趨勢越來越明顯，這就造成了頗令人撓頭的問題：二者的關係應如何定位——或者進一步將其具體化爲藝術理論以何種形式貢獻藝術史?
一、高等教育中“藝術史論匯通”
藝術史作爲學科建制，其獨立於19世紀前期，成熟於同一世紀後期。至今，高等教育體制內的藝術史已經成爲頗爲成熟、穩定、基本的歷史學科。西方的很多高校都有“藝術史系”，其和其他學科互動關係很明顯，專業性藝術院校則稍遜於綜合性大學。而這一情況在中國則正好相反，藝術史至今從未“立戶”，而藝術學理論卻反之，即藝術史被定位爲藝術學理論的分支。
在國外，很多藝術史學科都在對藝術理論加以“召喚”，即使是電影、媒體、設計之類專門性、實踐性學科也不例外——如美國帕森斯設計學院便有提供多元訓練、廣泛課程的“藝術與設計史論學院”，以培養未來設計界、藝術界人才。就這一理念不難看出，若缺乏應有的理論介入和訓練而僅有知識是不可能達到上述“境界”的。
而隨着中國高等教育體制中藝術學的“正名”，藝術史論之間的“融通”趨勢也顯得更明顯。從中國這一領域的現狀而言，不僅藝術內部有藝術理論研究者，其他領域的學者中同樣不乏其人。就學科建制層面來說，設立“藝術學理論”這一學科提供了堅實基礎給藝術學研究的發展。從科學研究、人才培養層面來說，一方面藝術理論上升至“藝術學科核心”，可以提供理論思維訓練給各種教學活動;另一方面其教學和研究又能對藝術能力、創作實踐起到提升作用。尤其是融合兩方面修養的做法，給藝術創新提供了豐厚資源和堅實基礎。
二、藝術史的兩次理論“入侵”
19世紀後期堪稱藝術史“關鍵期”，該領域人才輩出，其一個突出的共性特徵就在於講究哲學基礎和理論建構——也就是其中人物既是史家，又是理論家——這也就是藝術理論首次“入侵”。其主要特徵包括：第一和美學的關聯被極力撇清，轉而汲取養料給藝術理論。第二，將藝術理論邊界開放，將之定位爲考察藝術品風格而不是解析審美經驗、抽象分析之類活動。第三，藝術理論成爲了很多基礎性概念的來源，故而其成爲了藝術史的基礎知識系統或支撐學科。在其中，可以看出藝術科學中藝術理論所佔據的核心地位。
到上世紀80年代後期，藝術史熱點問題轉向了方法論方面，在這一領域的考量已經顯得更具文化政治意義、更加多元化，即成爲了“跨學科領域”，其領地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新理論和棋代表人物。在此過程中，藝術史及其理論之間的聯繫變得更加緊密，使得藝術史已經不再是“知識生產”、“學術研究”之類活動，而是更像意識形態、政治力量之間文化領導權的爭奪戰場，或者說成爲了話語表意實踐、爭取文化表徵權利的領域。甚至連研究主題和方法也和傳統邊界完全不同，對藝術史的地形圖加以徹底重繪。
三、藝術研究中的史論張力
儘管藝術史遭到兩次“理論入侵”並受到了頗爲深刻的影響，然而，藝術史論關係依舊錯綜複雜。首先，兩次“入侵”可見藝術史依賴於藝術理論，其次，“入侵”同樣也成爲了藝術史內部抵制和反對的狀況。具體而言，作爲藝術史，其發展依舊有着兩種並存的矛盾：其一在於藝術史作爲“物的科學”或經驗學科，經常會和其他各種理論出現衝突;其二是藝術理論及其形成的不同藝術史範式之間會出現各種形式的衝突。
或者說，可以採取不同的概念來對兩次藝術史當中的“理論入侵”造成的各種形式藝術史內在衝突加以描述。而其間的一系列深刻的變化，可以說是藝術史範式以“政治實用主義”轉向“審美理性主義”這一改變過程。後者的範式主要所體現得是藝術史在風格和形式等方面的一系列考察的視角，對藝術歷史演變所存在的'內在邏輯加以關注，而這樣的“現代性建構”活動，往往是與文化理論、文學理論美學的現代性有着完全一致的取向，故而其可以被稱作“審美理性主義”。而在政治實用主義方面，所體現的則是“對抗話語”這一理論特性，可以稱得上是文化建構藝術史中“含有”的某一“後現代性”的活動，其具備的突出特徵，則再也不將藝術的歷史作爲一種審美趣味、藝術風格之類加以發展的獨立系統，而將之作爲更爲廣闊的文化史、社會史、文明史之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此之中，有着很強的話語形成、意識形態批判等層面的政治分析。就其中後一種觀點而言，其“現代性”體系中設想出的一系列“自主性”、“純粹性”實際上都是虛空的幻想，故而只有在文化政治層面解析藝術史研究方可獲得正確答案。故而在如此背景下，藝術的風格和形式已經被藝術史家所淡忘，轉而開始解讀其中的文化政治意義，藝術的歷史分析活動中越來越多地夾雜了文化領導權、平等、壓迫、屬下、階級、種族、社會、性別、身份之類概念。藝術史也從藝術品及其風格的“品鑑場所”變爲 “文化戰鬥”的“戰場”，即將知識的生產逐步轉變爲“資本爭奪”。
四、結語
“政治實用主義”取代了“審美理性主義”，藝術史的研究範式中越來越體現出理論的作用並形成了巨大的轉型。這樣的“轉型”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藝術史這一層面所表現出的研究對象和與之配套的方法。
然而，“政治實用主義”和“審美理性主義”之間的緊張實際上並未出現任何形式的緩解。而近期“迴歸藝術”的藝術史研究傾向，和“審美迴歸”文學和美學理論的一致，造成了藝術史研究重新定位這一難題。這也就使得俄國“形式主義”理論體系的代表人物雅各布森先生在近一個世紀前的說法，即文學研究中關乎社會歷史或心理者均非文學研究範疇。這個說法對研究者有了這一提醒：藝術史與期間一系列理論之間存在的關係至今還沒有真正明確化，審美理性主義和政治實用主義能否相容和整合還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儘管藝術史的方法論日益多元化，趣味和價值日趨多元化，但相對主義和反本質主義的潛在危險不可小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