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日前撰文介紹了蘋果公司在中國發展，以及全球最大的iPhone生產基地在鄭州落戶的過程，讓我們一起來看看以下原文內容：
在鄭州的一個海關中心，裝運貨物的箱子高高疊起，形成了一個迷宮，政府工作人員身穿筆挺的制服，在這個迷宮裏忙着點數、稱重和掃描。沒有標記的卡車排起了將近兩公里的長龍，這些貨物最終會運往北京、紐約、倫敦和其他目的地。
這座現代化設施是專門爲蘋果的產品服務的，修建於幾年之前。蘋果不僅是世界上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也是中國境內最大的零售商之一，而該公司最賺錢的產品就是iPhone。
《紐約時報》對工廠工人、物流人員、稅務專家、蘋果公司前高管和現任高管進行100餘次採訪，瞭解到了全球最大的iPhone工廠在鄭州享有怎樣的特別待遇、稅收減免和補貼。這些優惠可以折算成數以十億計的美元。
築巢引鳳
鄭州有600萬人口，這裏富士康工廠每天最高可以生產50萬部iPhone。一些人現在把鄭州稱作“蘋果城”。
當地政府不僅爲富士康提供了逾15億美元資金修建工廠設施和員工宿舍，而且還專門鋪設了道路，修建了發電廠。
政府還分擔了這座工廠的部分能源和運輸費用，幫它招募流水線工人。如果工廠達到了出口目標，政府還會提供一筆獎金。
所有這一切都是圍繞着iPhone的生產進行的。鄭州官員說，這叫做“築巢引鳳”。
中國爲國有企業提供補貼一向遭到了美國官員的詬病，說這會讓獲得補貼的國有企業在全球市場上擁有不公平的競爭優勢。但鄭州的做法表明，中國也在盡其所能地吸引跨國公司到中國投資建廠。
地方官員們大力招商引資，希望爲本地創造工作崗位，推動經濟增長。在這方面，其他國家也是大同小異，美國的各州各市同樣也在爭奪企業的青睞。而跨國公司面對着股東和消費者雙重壓力，要在全球化時代不落於人後，就必須打造一條充分利用全球資源的供應鏈。
中國“築巢引鳳”的對象通常是跨國公司的代工廠，而不是跨國公司本身。
戴爾、惠普、三星等企業紛紛到中國開廠，就是希望降低生產成本，提高利潤率，在全球最大消費市場中國爭奪市場份額。很多跨國公司都需要依靠富士康這樣的當地代工廠來達成這個目標。
蘋果來到中國的時間比很多科技公司都晚，但如今它將近四分之一的銷售收入都來自中國市場。而且蘋果的利潤率在行業裏也是拔尖的。中國對美國科技企業有多重要，特別是對iPhone的生產銷售有多重要，從鄭州這家工廠就可以看出來。
一部32G的iPhone 7生產成本是400美元(約2800元人民幣)，在美國的零售價約爲649美元，簡單算一下就知道蘋果利潤有多高。調研公司Strategy Analytics的數據顯示，全球智能手機產業90%的利潤都被蘋果收割了，而iPhone的銷量僅佔全行業的12%。
富士康是蘋果的最大供應商。而蘋果也是富士康的最大客戶。富士康在爭取鄭州政府優惠政策的談判中握有大量籌碼，而鄭州政府也在基礎設施、勞動力、稅收、出口等方面爲富士康提供了特別的優惠和幫助。
基本上可以說蘋果是富士康鄭州工廠的唯一客戶，而全球約一半的iPhone都出自這座工廠。
蘋果的壓力
如今全球化正在遭到越來越大的`抵制力，美國和中國都盯着蘋果這樣的大型跨國公司。
美國候任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已經表示要打擊那些將工作崗位搬到國外的美國公司，要對它們賣回美國的商品徵收懲罰性關稅。在這種時候，特朗普常常會以蘋果爲例，表示要讓該公司把製造環節搬回到美國。
而美國科技公司可能會給中國的國家安全造成多大的影響，這也在中國引起了一些人的警惕。何況中國不想僅僅當個“世界工廠”，目前正在努力扶植自己的科技巨頭。就在幾年前還受到中央鼓勵的補貼政策，現在已經面臨着要被砍掉的可能。幾十年來一直備受關照的大型出口企業，如今似乎有了些失寵的感覺。
2016年年初，蘋果的iTunes Movies 和iBooks Store在中國推出僅僅六個月之後，就被監管機構責令下線。蘋果還因爲避稅在中國吃了罰單。之前iPhone 6還在中國遭到國家安全審查，導致發售時間被延期。
爲了應對這種局面，蘋果正在忙着開展“外交活動”。2016年8月蘋果CEO庫克訪問中國。不久前，特朗普在特朗普大廈召開“硅谷大佬峯會”，庫克也前往參加。
就像很多跨國公司一樣，蘋果也有一個巨大的全球供應鏈，它涉及很多公司和國家，其中各有各的特長和優勢。iPhone是由很多複雜的部件組裝起來的，這些部件的生產商遍佈全球各地，中國完成的是其組裝工作，所以蘋果給所有這些國家都帶來了就業機會。該公司曾表示，iPhone爲美國提供了200萬個工作崗位。
難以複製的優惠政策
從鄭州蘋果城的例子可以看出，中國不僅僅提供了勞動力，還提供了其他地方難以複製的優惠政策。而這些政策貫穿了iPhone生產的整個過程。
富士康只要達成出口目標，就會獲得政府獎金。在生產iPhone的前兩年裏，這種補貼總共達到了5600萬美元。
富士康在那期間生產了數千萬部iPhone，如果把獎金平均到每一部iPhone上，金額好像有點微不足道，但是積少成多，政府給予的財政支援累積起來就是一個大數目了。
鄭州政府不僅免去了富士康前五年的公司稅和增值稅，第二個五年的稅率免去一半，而且還允許富士康少交員工社保和其他費用，少交的錢最高一年可達1億美元。
此外政府在保稅區裏處理海關業務。這種保稅區被視爲“海外”，使用的是不同的進出口規則，這樣一來，蘋果就可以能加方便地把iPhone賣給中國消費者了。
蘋果和富士康的淵源
上世界80年代，康柏、戴爾、惠普這樣的美國科技巨頭爲了降低成本，把生產環節從美國移到海外(主要是亞洲)。但蘋果沒有這麼做，因爲喬布斯認爲必須把軟件開發和硬件開發緊密結合起來。
蘋果不僅沒有關閉工廠，還決定在科羅拉多、德克薩斯和加州興建高度自動化的工廠。
1984年，蘋果在加州開設了一座Macintosh電腦製造工廠，喬布斯宣稱，“這是一款美國製造的設備。”
但財務問題讓蘋果不得不改弦更張改。90年代中期，Mac銷量暴跌，蘋果開始嘗試外包生產環節。喬布斯1997年回到蘋果後，讓剛剛從康柏跳槽到蘋果的庫克制定具體外包方案。
就這樣，蘋果逐步把生產外包給富士康。富士康當時已經是康柏、IBM和英特爾的代工廠。在把生產外包之後，蘋果得以把精力集中在自己的長項設計和營銷上。蘋果先設計出新產品，然後由富士康設法以較低的成本進行量產。
“富士康擁有出色的製程工程師，並且他們也願意投入巨資，與蘋果共同發展，”蘋果的前高管喬·奧沙利文(Joe O’Sullivan)說。
2001年，蘋果在推出iPod後銷量激增，而富士康的實力也增長到了可以滿足蘋果對生產的各種要求。富士康工廠不僅可以快速製作樣品、提高產量，還可以在高峯期招募到大批工人。
富士康的創始人是臺灣億萬富翁郭臺銘，多年來，他頻繁前往大陸，與中央和地方官員會面，爲生產蘋果產品爭取補貼、平價土地、工人和基礎設施。
“富士康能發展到這麼大的規模，原因在於郭臺銘。他說過，如果他要建廠，中國政府會給他提供部分建廠資金。隨着蘋果的生意越做越大，郭臺銘的實力也與日俱增，別人再也無法和他一爭高下。” 蘋果前高管託尼·法代爾(Tony Fadell)說。
2007年第一款iPhone推出後，富士康打算擴大生產規模，在中國各地考察新廠選址，結果引起了各地官員的激烈競爭。
最終鄭州政府提供的優惠政策打動了富士康。雙方簽訂協議僅僅數個月之後的2010年8月，鄭州工廠的裝配線就開始投入執行。就這樣，中國政府將該國中部一片貧瘠的平原地帶變成了一個龐大的工業園。這樣的表現也獲得了蘋果前高管的點贊。
在中國製造，在中國銷售
蘋果最初進入中國的時候，中國基本上就是一個低成本生產基地。但後來中國迅速躍升爲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之一，擁有10多億的潛在客戶。
蘋果一開始向中國消費者出售產品的時候，還必須從香港繞個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