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知人論世”在中國傳統文學批評中佔有重要地位，同時也經歷了不斷地衍變與發展。它有着自身存在的文學理論依據，也在漫長的批評實踐中證實了其有效性。但20世紀以來，隨着文學內部批評、接受美學的興盛，“知人論世”也顯現了理論的侷限性。文學批評應立足文字，參照“人”、“世”，以求對文字的闡釋具有審美性與合理性。
論文關鍵詞：知人論世；文學批評；內部批評；外部批評
“知人論世”在中國傳統文學批評的長河中，經歷衆多詩文解讀者和批評者的運用和發展，曾經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時至今日，我們在社會學批評、文化學批評、心理學批評等衆多批評方式中仍可尋見其影響。但不可否認的是，20世紀以來，它同時也面臨着史無前例的質疑和挑戰，這種戲劇性命運本身便包含了許多值得反思和回味的東西。
“知人論世”究其本意，並非文學批評命題。此說的提出者——孟子的論述可以爲證：孟子謂萬章日：“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萬章下》)
孟子認爲，後人要與古人爲友，主要途徑是誦讀古人留下的詩書。由“知人論世”而“尚友”是目的，“頌其詩，讀其書”則是手段。孟子的本意在於闡發一種尚友之道。但有意味的是，它同時也提示了一種對詩書的讀解之法。而後一種意義在後世的影響甚至超越了其本義，加之孟子言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遠影響，“知人論世”滲透到中國文學批評傳統中，成爲衆多文學批評方法的本源。從這個意義上講，知人論世已不再停留在方法論的層面，更成爲一種重要的批評精神，在文學批評史中不斷得到衍變和發展。其中漢儒解詩、魏晉以後對詩之體貌與人之性情的考究、甚至宋以來對文壇名家年譜的編撰，細察詩人生平，都可看作“知人論世”精神在中國傳統批評中的演化和發展。
漢儒說詩，因其強烈的索隱比附色彩而遭後人詬病。但若撇開其中走向極端的脫離文字自身的主觀臆測，不能否認對孟子“知人論世”思想的發揮和運用。四家詩中的齊詩、魯詩、韓詩、毛詩他們的共同特點在於以詩的作者(“人”)及詩的社會存在(“世”)爲兩大立足點，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將“知人論世”在實踐層面發揮到了第一個高峯，儘管其中不乏對其扭曲和變異。因此漢代雖然對“知人論世”本身沒有充分的理論闡發，卻在其批評實踐上深烙上了“知人論世”的印記。
漢以來解詩者“知人論世”的傳統，又經歷了魏晉時期人物品評的風潮，及至南北朝，“知人論世”說在理論和實踐上都進入一個新的高峯時期。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專列有《體性》篇，論述體貌與性情，即作品風格與作家個性的關係。他從諸如“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等作家個案出發，揭示了詩人的個性特點、詩文風格及二者間的聯繫。更重要的是他還由此上升到一般規律，從理論上總結出個性的差異所導致作品內容和風格的差異：“然纔有庸侑，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雲譎，文苑波詭者矣。故辭理庸偏，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透過劉勰這番創造性的總結，“知人論世”說便擁有了文學上的理論根基，堂而皇之地以新的姿態介入文學批評。同時，劉勰還將“人”、“世”的內涵進行擴充，由對詩人個體的'考察發展爲對羣體的觀照(《明詩》篇)，由對一個時代的平面概覽發展爲對若干時代動態流程的縱覽(《時序》篇)，用羣體論和時序論豐富和發展了“知人論世”說。劉勰的理論在南北朝時代承續了“知人論世”的傳統，並將其推向新的境界。
這種將“人”、“世”與作者審美精神世界相聯並進而闡發作品的方法對後世文學批評影響極大。唐宋以來逐漸興起的對作品本事的考究、對前代詩壇名家年譜的編寫、及至後來對各家的“立傳”，批評史多無意將其列於其中。但如果從中國文學批評的文體特徵來看，由於現代意義的論文體匱乏，見解散見於各處，那麼此類文章理應納入批評關注的視野。它們或片斷零星式、或襲用史書編年體例、或系統蒐集整理與具體作品有關的作者行事(包括遺聞逸事)，詩人生平事蹟、經歷、著述，等等。以上固然與中國史傳傳統相關。倘若深究而去，對作品本事和詩人生平事蹟的考察，不能不說是爲了品評詩文的需要。宋人計有功在《唐詩紀事》自序中稱該書的目的在於使讀者“讀其詩，知其人”。宋代呂大防編撰杜甫年譜時在後記中說：“予苦韓文、杜詩之多誤，既讎正之，又各爲年譜，以次第其處之歲月，而略見其爲文之時，則其歌時傷世、幽憂切嘆之意粲然可觀。”正是意識到了“知人論世”在研讀作品時的重要性，才直接導致品評詩文者對“人”、“世”研究追求周詳與專精。因而其實質也是“知人論世”精神的實際運用和體現。至於在公認的詩話、詞話及其他文學批評中，這種影響更爲深遠，直至近代王國維處還可窺見一斑。如王國維的《屈子之文學精神》，對屈原創作所處的歷史文化環境(尤其是地域文化)的關係作全面考察，注意到特定的社會制度與政治、哲學、倫理等方面對詩人創作的影響，特別是王國維的分析也落實到詩人的審美精神和作品的審美特質上，可以說是對劉勰以來“知人論世”精神的最佳繼承者。
即使到了20世紀，中國文學批評在現代轉型的時代背景之下，諸多批評話語、批評測度都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但細察之下，“知人論世”精神卻不時閃現，譬如長期居於批評主導地位的社會歷史批評，固然可以從西方文論中發掘其來源，法國的丹納、俄國的別林斯基等人的影響的確不容否認，但在茅盾的早期社會歷史批評、聞一多的文化原型批評，還有著名的魯迅的《魏晉風度與文章及藥與酒的關係》、李長之的《司馬遷的人格與風格》等著述中，“知人論世”的傳統恐怕不能一筆抹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