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諸多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批評”的定義多與某種學派或學說的綜合性理論密切相連，既可以指運用某種視角或方法對特定的研究對象進行主觀或客觀的詮釋或評論的理論與方法;又可以指這些理論與方法在特定領域中的主觀或客觀的詮釋或評論過程或行爲;還可以指相應的學科或研究領域。作爲專業術語的“批評”，至少具有以下三個共同特徵:(1)批評不是非專業的、普通意義上的吹毛求疵，既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負面的，還可以是中性的;(2)批評行爲揭示的內容一般較爲隱晦，不易發覺;(3)批評是主觀的評判，但批評家個體或羣體均試圖更加客觀、公正、有效。顧名思義，術語“修辭批評”由“修辭”與“批評”複合而成。現代西方修辭批評的創立者維切恩斯在其奠基之作《演講的文學批評》中，把“修辭批評”界定爲“對演說者將自己的思想傳達給聽衆的方法所作的分析和評價”［5］6。亨久克斯等在選編的《修辭批評:方法與模式》序言中，把“修辭批評”界定爲“對口頭或筆頭形式的資訊性或說服性語篇所作的分析、解釋以及評價”［6］26，將修辭批評的對象從以說服性爲特徵的演講語篇擴大至說明性語篇。當代修辭學家坎貝爾在《當代修辭批評》中，將“修辭批評”定義爲“對說服性語言運用所作的描述、分析、解釋以及評價”［7］76。20世紀最著名的修辭學家肯尼斯博克認爲，“修辭批評考察的是想象性作品並將其作爲對情景中所產生問題的策略而獨具風格的應答來分析”［8］2。維切恩斯、亨久克斯、坎貝爾以及博克等對“修辭批評”的定義雖然在研究的範疇、採用的理論以及批評的目的等方面側重不盡相同，但表達的概念基本一致。當代西方修辭學理論家、科羅拉多大學教授福斯在其新著《修辭批評:探索與實踐》的開篇中說:“修辭批評不是侷限於修辭批評或傳媒批評課程作業要求那種的批評過程，而是人們可以用來理解自身對各種象徵做出何種反應並創造自己的象徵表達自身各種反應的日常行爲。”［9］xi簡而言之，修辭批評既涉及人們對於他人各種符號的反應，又涉及人們如何創造自己的符號表達自身的意願。
“修辭”與“修辭批評”
西方修辭學源於公元前5世紀的古希臘，最早的本義是說話演講的藝術。修辭學是西方文明的起源之一，在歷史上曾經顯赫一時。修辭學的衰落，除了集權政治、民主缺失等社會因素外，修辭學本身的學科因素也是重要的原因。其一，詭辯傳統。修辭學初創時期的哲辯師(或稱詭辯派)過分強調演講語言和技巧的煽情作用，遭到了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堅決反對，修辭學從此聲名狼藉，成了“詭辯”與“欺騙”的同僚。雖然亞里士多德創立了古典修辭學體系，挽救了行將就木的修辭學，但仍以勸說爲核心，詭辯味道濃厚，修辭學名聲依舊不佳。其二，理性主義。16世紀，在法國思想家拉米斯的影響下，歐洲大陸對修辭學進行了聲討，之後在笛卡爾、培根等理性主義的呼聲中，修辭學的研究範圍被大大縮小，僅侷限於文體風格和語言技巧的研究。其三，美文運動。18世紀，西方修辭學出現了純文學運動或美文運動(belleslettresmove-ment)，此處的belleslettres是法語，字面意思是“精緻或漂亮的文字”，這一流派的修辭學者們強調，無論是修辭學、詩學、戲劇、音樂，甚至是園藝和建築，都應該像修辭學重視演講技巧和演講藝術一樣，強調美學價值和感官愉悅，這種修辭學思想過分強調外在形式，內容與形式嚴重背離，給人們留下了演講即技巧、修辭學即雕飾的印象，修辭學成了“玩弄辭藻”或“誇大言語”的代名詞。［10］3進入19世紀後，作爲古老三學科之一的修辭學迅速走向了衰落。直到20世紀修辭學的復興，由於瑞恰茲、韋弗、博克、布斯、比切爾、德里達等學者的努力，修辭學纔有了積極、正面的定義。［11］7如今，用福斯教授的話說，修辭學已成了“人類爲了交際而對象徵的運用”［9］3。這一定義雖然簡單，但包含了三層意思:第一，人類是修辭的創立者;第二，象徵是修辭的媒介;第三，交際是修辭的目的。然而，自柏拉圖時代，直至21世紀的今天，西方的很多學者仍然對“修辭學”一詞唯恐避之不及，生怕落個與“修辭學”爲伍的名聲。另外，當今英美大學以及國內大學裏設立的傳播學專業雖然與修辭學“同根同源”，但已紛紛另立門戶，與修辭學“分而治之”“各自表述”。從某種意義上，也折射出當今西方修辭學的名聲和地位。在西方修辭學歷經衰落與復興的過程中，其內涵也經歷了一定的發展變化。一是古典修辭學的演講傳統。這一傳統強調演講風格、演講內容和演講方法，透過理性訴諸、情感訴諸、品格訴諸等說服策略，達到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明之以德的目的。二是西方修辭學內涵的擴展。許多世紀以來，西方修辭學一直囿於演講與勸說、文體與辭格的狹小圈子，導致自身路子越來越窄，最終走向衰落。然而，在以瑞恰茲、博克爲代表的.一批修辭學家和哲學家的努力下，修辭學將視角投向了以象徵爲媒介的社會交往活動，修辭學在吸收了哲學、語言學、文學、心理學、美學等不同學科的研究成果後，成了一門“研究人類透過策略地使用象徵影響彼此思想行爲的所有方式的學科”［1］45。修辭學的研究範圍不僅包括各種語類語言形式的象徵行爲，也包括服飾、圖片、藝術、集會、遊行、電視、電影甚至態度等非語言、多模態、具體與抽象的象徵系統。溫科學教授對此作了精闢的總結，他認爲，修辭學具有兩個含義，“其一是指人類表現的行爲;其二是指人類所持的觀念。作爲行爲，修辭涉及人類爲了彼此間進行交往而使用的象徵;作爲觀念，它關注的是象徵的處理方式”［12］303。修辭批評即運用某種理論或學說對象徵符號與象徵行爲(symbolicartifacts)進行分析，包括詞彙、詞組、圖像、手勢、表演、文字、電影和各種話語，以從中發現它們如何實現教育、告知、娛樂、感動、激發、驅動等各種勸說受衆的目的。修辭批評的基本任務，是大範圍地分析、解釋、評價所有被視爲象徵的修辭符號和修辭行爲，其目標是“理解修辭如何運作，如何影響思想和行爲，如何爲修辭理論做出貢獻”［1］105。與修辭學相比，修辭批評同樣具有悠久的歷史。西方修辭批評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至柏拉圖時代。［13］但直到20世紀20年代，修辭批評才逐漸形成規模併發揮重要作用。近百年來，修辭批評學家從不同的角度對象徵行爲和象徵符號進行審視，形成了傳統修辭批評、經驗主義修辭批評、戲劇主義修辭批評、社會學修辭批評、後現代主義修辭批評、語簇批評、幻想主題批評、類型批評、敘事批評、隱喻批評、倫理批評等範式，其學說之多、範圍之廣，超乎人們想象。而且，新的批評思想、學說、理論、流派仍在不斷涌現。
文學批評與修辭批評
文學批評即對文學作品的研究、評價與闡釋，文學批評的歷史像文學一樣悠久。20世紀初期的文學批評以俄國的形式主義以及英美的新批評爲代表，兩個流派均強調對文字進行精細的研究，強調對文字形式與文字語言的研究。到了六七十年代，西方文學批評在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以及其他歐洲哲學思潮的影響下，呈現出多元化趨勢。80年代後，如何面對全球化和市場化的挑戰，如何建構文學研究理論，如何突破傳統的文學文字分析等構成了當代西文學批評的中心課題。最終，文化成了西方文學批評選擇的突破口，文學批評走向了文化詩學之路。當代西方文學批評具有兩個鮮明特徵。第一，跨學科性。西方文學批評以解構的方式在汲取哲學、語言學、心理學等學科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重建了文學研究的新理論，形成了當代西方文學批評方法論上的多元性和開放性。第二，批判性。西方文學批評的批判性主要體現在其政治反抗傾向和文化批判傾向上。從批評方式看，文學批評更加註重審美體驗、理性分析和價值判斷等三個方面內容，即重視感受文學作品中的情感和審美體驗，重視對作品的客觀理性分析，重視對作品的藝術價值與思想價值的判斷。文學批評與修辭批評之間的關係相當緊密。對此，我國修辭學界早有認識。陳望道先生曾說:“因爲修辭學所用來研究思想和表現的關係的，多半是文學的緣故。”［14］220修辭學傳統上研究各種題材的文學作品，對文學作品的語言進行評價，與文學批評對作品的語言藝術評論相互重疊。除此之外，修辭批評與文學批評的共同之處有三。一是批評的方法。修辭批評與文學批評均屬於藝術，而不是科學，運用的均是主觀的方法與感受，二者所追求的基本目標從根本上仍然是理解與欣賞等情感體驗。用美國弗吉尼亞理工大學凱帕斯教授的話說:“透過理解與欣賞，批評家能夠爲他人觀察世界提供新的、令人興奮的方法。”［15］13－14二是批評的性質。正如伊格爾頓在《文學理論導論》中所說的那樣，修辭批評是文學批評的古老形式，它既不是一種特定的修辭方法，又不是特定的對象。從某種意義上說，修辭批評和文學批評可以相互包容，二者均可融入某種形式的文化批評，當代的文學批評應當正名爲“修辭批評”。［16］604三是跨學科性。當代的修辭批評和文學批評均與語言學、哲學、美學、心理學、文章學等緊密聯繫，並不斷從中汲取理論營養，推動本領域的深入發展。
當然，無可否認，修辭批評和文學批評並不完全契合，從各自的研究傳統和學科本位來看，二者之間存有不同，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從研究內容和側重點來看，文學批評專注於評價包含在文學語境中的智慧、美醜和真理，體會文學作品帶來的審美體驗;而修辭批評則注重評價修辭話語的建構策略和勸說效果，注重於發現和欣賞說寫者在語言中如何更加有效地使用勸說和論辯效果。第二，從研究對象和目的看，文學批評主要研究小說、戲劇、詩歌等文學作品，力圖從美學角度尋找作品中永恆的價值;而修辭批評的研究對象是整個社會的話語實踐，努力探尋說寫者與聽讀者之間密不可分的聯繫，發現最有效、最得體的申辯、勸說和論爭方式，揭示話語的交際效果，幫助人們解讀人類生活中各種各樣的文字和象徵行爲，更好地運用符號增進人類的理解。四、文學批評與修辭批評之反批評無論是當代文學批評，還是修辭批評中的後現代主義修辭批評，雙方都在政治、經濟、文化與歷史語境中對研究對象進行了解釋，都對權力與意識形態進行了較多關注。雖然有的學者提出應該超越政治話語，力圖在諸如戰爭、饑荒、環境、生態等有關人類危機的公共話語中發揮積極作用，但其政治化傾向似乎與學科的本位性漸行漸遠。從批評的歷史實踐看，文學批評和修辭批評中的意識形態批評，以其富於革命性和戰鬥性的解構性批評方式對現實產生了強大的干預作用，然而，在新的形勢下也面臨了一些問題與挑戰。第一，意識形態批評更多地與政治批評糾纏在一起，容易陷入“統治與被統治”［13］的二元批評模式中，與文學批評和修辭批評的目標漸行漸遠，甚至已經失去了學科批評的本位性。第二，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文化多元化趨勢明顯，各種團體、階層利益交錯共生，相互依存，在世界主流文化竭力建構和諧語言、和諧文化、和諧社會關係的大背景下，意識形態批評家刺耳的聲音常被認爲是不合時宜的，甚至揹負着不懂建構積極話語、缺乏社會責任的“麻煩製造者”的罪名。第三，意識形態批評在素材選擇的普遍性與代表性，批評分析的科學性、客觀性和系統性，自身理論的建構與創新，自身意識形態的介入以及批評效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等方面，仍有大量工作有待完成。五、結束語修辭批評與文學批評均是當代中外學術界重要的研究內容，二者相互滲透、相互融合、共同發展。修辭批評與文學批評均對包括詞彙、詞組、圖像、手勢、表演、文字、電影和各種話語在內的所有多模態語言及非語言對象進行研究，雖然在目標、方法等方面不盡相同，但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在增強聽讀者的修辭文學意識和文學鑑賞能力，以及社會、政治、文化的建構與解構等方面均發揮了一定的作用。文學批評與修辭批評在新時期均面臨着學科發展的問題與挑戰，對於西方修辭批評及文學批評的研究，不僅能促進我國的修辭批評與文學批評研究，還能對實踐具有積極的指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