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學批評以語言哲學爲基礎開始關注文學作品的風格，後又關注文學作品的結構、闡釋系統乃至影響文學作品的外部社會問題。文學理論對語言與文學的關係、文學對物質世界的模仿、詩人透過文學的表現等核心文學問題的認知流變讓文學批評的焦點不斷轉換，但仍需持續探索意義闡釋問題。
關鍵詞：文學批評；文學理論；語言；闡釋
文學理論是對文學的目的與方法的哲學探討，着眼於普遍的、抽象的文學整體存在。文學批評則是對文學的具體存在的解讀、評價與研究。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應有區分，但對文學的批評受文學理論的影響極爲深刻。每一次理論發展與變化都會改變文學批評的認知模式，讓文學批評呈現出不同的側重。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對語言的認知是文學批評的理論基礎。西方詩學的認識論起源自古希臘，探索的是語言哲學問題。思想是語言的製造者。亞里士多德開創的闡釋的第一原則就是，口頭形式是思想印象的象徵，書面形式是口頭形式的象徵，各地的口頭形式和書面形式在發音和書寫上或許各地不同，但思想印象在每個地方都是相同的，因爲思想印象象徵的事物是相同的。
這一描述假定了事物本體、現象（思想印象）、演說、寫作四個層級，也假定了每個觀察者意識中的事物現象是相同的，事物是先於認知的。四層級中的演說和寫作均直指語言的詩學本質：語言即呈現。與語言對思想的呈現相關的問題有：語言對數據的編碼和認知，語言以聲音或文字存在的外化形態，語言對物質世界現象的模仿。將語言的外在形態，文學作品，視爲模仿與呈現對文學批評有着深遠的意義。當語言被用於寫作詩歌、戲劇或小說，情節被虛構而出，人物性格被塑造生成，語言的代表性和模仿性功能被施行和強化。文學的風格也可以被理解爲是基於模仿的。作爲媒介的語言本身是沒有風格的，模仿的呈現外形、思維的走向和節奏等因素產生了風格。十八世紀作爲哲學分支的美學興起，詩學多用客觀主義方法，卻也不能抗拒康德和黑格爾的影響。康德和黑格爾發展出一門新的形而上學，主張對事物的想象根據主觀觀察者的認知呈現，讓主觀與客觀得以相互滲透。西方詩學自十九世紀便疏離了亞里士多德的`模仿主義假設。浪漫主義詩學完全拒絕詩歌是對外部世界的模仿這一認知，強調詩人的表現超越個人視野，是建立在心靈想象的創造性上的。詩歌和詩歌批評脫離了新古典類型理論的認知侷限，得到了新的發展。二十世紀西方文論的最重大著述之一是弗萊1957年的《批評的剖析》。這部著作提出了神話構造原型理論，但其導言中的暢談的對文學批評的整體認識似乎更具影響力。弗萊的學說最大的意義在於欲將文學批評的範圍、理論、原則和技巧都納入一個宏大的框架中。彼時衆多批評家都放下了文字決定意義的信仰。後形式主義和解構主義批評家假定每個讀者都有解釋權威的地位。文化學家、馬克思主義者和女權主義者則關注社會現象，如性別，種族，等級，權利在文學中的展現。弗萊認爲單一問題的單方面理論不過是用一種批評態度取代批評。
適當的文學批評框架只能來自對文學領域的歸納調查。弗萊追求的是連貫的綜合文學批評，可以解釋文學作品爲什麼是這樣而不是那樣，在認知和文化框架內爲讀者對文字的解釋提供空間。如此解釋意義的理論必須重新證實一個簡單的事實，那就是讀者自發地將文學文字視爲美學的，而非功利或意識形態的。正如亞里士多德的觀點，讀者認爲文學作品呈現的是優於歷史的“真實”，詩人展現的是一個不同尋常的宇宙。理論必須重新解釋作者和表現才能更好地解釋文學。二十世紀前半葉的文學批評區分文學與非文學話語。這一認知讓文學批評前所未有地重視文學作品文字結構的風格特徵。俄國形式主義反對後浪漫文學的模糊，反對心理主義，提倡迴歸字詞、文學手法和與外部特徵相對應的結構關係，讓文學性成爲語言藝術的界定特性。在美國新批評中，文學和修辭分析是緊密相連的。新批評文字細讀總是將修辭納入其中。肯尼斯博克將文學視爲清晰明白的修辭，一種人類情感和行動的模型體系。
新的文學運動在二十世紀後半葉開始，主張消解文學作品與非文學作品的界限，將文學定義爲對更大範圍話語的概要描述，將話語當作系統研究，並努力發現話語不僅適用於文學，還適用於方方面面的過程。文字理論和文學批評的概念被不斷地延伸覆蓋一切事物。源自捷克的結構主義對法國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人類學產生了影響，後又影響了美國的文學批評。結構主義發展了對語言學樣式的認知，探索了文學在特定文化人羣中成爲可能的潛在語法規則和習俗。雅各布森在其頗具影響力的早期研究中將兩種傳統修辭手段轉喻和暗喻認作兩種基本的認知模式。法國結構主義學家羅蘭巴特、熱拉爾熱奈特和茨維坦託多洛夫明確指出詩學的焦點已從文學作品文字本身轉向使之成爲可能的系統。美國文論家喬納森卡勒認爲，結構主義詩學想要的並不是對《白鯨》的另一種解釋，而是對文學機制如何發生功用的理解。巴特認爲文學研究的目標不在發現意義，而在於瞭解在付出了多大的代價和使用了怎樣的方式後意義成爲了可能。這工作自然通向符號學理論，意義成爲了關係體系而非一套實體。結構主義表明意義不受文學作品自身控制。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解構主義的倡導人雅克德里達則更進一步，聲稱意義會被無限延遲，永遠不能被確定下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這十年目睹了文學批評對性別、種族、文化、權利、意識形態和歷史等諸多文學之外問題的關注。當文學的字詞研究轉成文化和歷史研究時，意義闡釋問題仍然懸而未決。文學批評家應該再次憶起李維斯的話：文學是認識事物的方式，與其他認識事物的方式不同，不應被包括在任何方法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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