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從明代中葉以後蘇州商品經濟發展的角度出發，說明經濟的發展帶動了藝術市場的繁榮，從一個方面推動了吳門畫派的發展，並以此爲切入點，揭示了經濟與藝術的關係，說明經濟是藝術發展的基礎。
關鍵詞：明代，商品經濟，吳門畫派
元朝後期大批畫家南遷，蘇州開始成爲繪畫的中心之地。至明代中期，商品經濟較前代更加活躍，當統治者疲於宮廷內部鬥爭時，在中國城市出現了史學家所謂“資本主義萌芽”。江南市鎮經濟發展，工商業的比重逐漸增加，當時的蘇州和與之毗鄰的鬆、嘉、湖地區是全國商品經濟最發達的地區，絲織業、棉布業、造紙業、冶鐵業、珠寶業等相當興盛，商品琳琅滿目，商賈雲集，與全國各地乃至海外都有商業往來，蘇州已成爲全國舉足輕重的經濟重鎮和東南一大都會[1]。
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得蘇州的市民階層和有錢有閒階層劇增，他們掙了錢要消費、要休閒，於是有一幫文化人在唐宋傳奇的基礎上、在話本的基礎上，開始大量寫作小說和劇本，既反映社會現實，亦滿足市民階層和有錢戶的“業餘”消遣之需。但這還不夠，小說的閱讀是個人行爲，觀賞戲劇是看錶演，還不能突現個人的身價和品位，於是他們需要大批的繪畫裝點門面，需要大批的畫家從事繪畫工作，這是吳門畫派大盛的經濟原因。吳門畫派自沈周發跡，至文徵明大振，繼明前期宮廷院畫和浙派的興盛之後，一躍而成爲畫壇的盟主。吳門畫派最鼎盛的時期在明成化至嘉靖這近百年間，但其影響極爲深遠。
這時期，社會的意識發生了悄然的變化，商人的形象有了不小的改觀，尤其在“高雅”的士大夫中間。儒生、官員不惜易儒棄官經商的例子俯拾皆是。出現了文人、仕官商人化，商人文人化的社會現象。經濟和文化的繁榮也帶來了繪畫藝術的繁榮，文人畫家公開開列潤格，出賣自己的詩文字畫。明“四大家”（即“吳門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以及其他文人畫家概莫能外[2]。沈周因家訓未仕，唐寅是仕途失意，仇英終生爲畫工，只有文徵明在五十四歲時被授於“翰林院待詔”之職，但四年後稍不如意即辭官退隱。他們爲了生計，也需要賣畫。“吳門四家”之首沈周曾遇“販夫牧豎”來索，也“不見難色”，劉邦彥戲曰：“送紙敲門索畫頻，僧樓無處避紅塵。東舊要了南遊債，須化金仙百億身。”有時沈周就叫他的衆弟子代筆，所以，有人僞造他的畫，他也不計較[2]。據史料記載，仇英當時賣畫價位在“五十金”到“百金”之間，而出身於商賈之家，號稱“江南第一風流才子”的唐寅也是“閒來寫幅丹青賣”。文徵明直接參與書畫經濟的消息，在《文徵明集》許多小簡中明顯地傳遞出來，他給學生朱郎的書簡寫道：“扇骨八把，每把裝面銀三分，共該二錢四分。又空面十個，煩裝骨，該銀四分，共奉銀三錢，煩就與幹當幹當。徵明奉白子郎足下” [3]。在凌濛初著的《二拍》中也有此類描寫，蘇州人文實聽說北京扇子好賣，“他便合了一個夥計，置辦起扇子來。上等金面精巧的，先將禮物求了名人字畫，免不得是沈石田、文衡山、祝枝山，畫了幾筆，便直上數兩銀子。中等的，自有一樣喬人，一隻手學寫了這幾家字畫，也就哄得人過，將假當真的買了。他自家，也兀自做得來的。下等的，無金無字畫，將就賣幾十錢，也有對合利錢，是看得見的。揀個日子，裝了箱兒，到了北京” [4]。由此可見，一個能提供不同層次需求的書畫藝術市場在明代的蘇州已十分繁榮了。
其實，不僅繪畫作爲商品，沈周、文徵明等人直至陳繼儒、董其昌等大文人，爲人寫序、寫祭文、寫祝壽詞、寫墓誌銘之類的文章，也是爲了賣錢。爲了迎合一些人的趣味，仇英甚至還畫過春畫。在吳門四家中，特別是在唐寅和仇英身上，出現了文人畫家職業化和職業畫家文人化的'特點。藝術家身上有了商人味，對待世事和處理問題也都不乏商人氣，文化藝術與商品經濟在此處得以互動和整合。到了吳派後期，正如明範允臨《輸蓼館集》所說：“今吳人目不識一字，不見一古人真跡，而輒師心自創，惟塗抹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即懸之市中，以易鬥米，畫那得佳耶？” 清人方吉偶題杜瓊《山水》卷又有云：“有明一代，高手出吳門，末流亦在吳門。”講得頗符合實際[2]。明代畫家本身也更加市民化了，他們作畫雖有高情雅緻，但更主要的是爲了賣錢。某些畫家已是製作商、藝術家和商人身兼幾任了。但明畫家並非完全市民化，例如沈周對窮人十分關心，雖然賣畫得很多錢，卻家無餘財[2]。文徵明的畫“生平三不答應，宗藩、中貴、外國也” [2]，一脈相承地繼承着我國曆代正直文人的清高和憐憫之心。
商人社會地位的提高，是商業經濟發展的結果，同時也促進了商業經濟的繁榮。大批文人、仕官投入商業界，改變了商人隊伍的素質，加強了商業經濟的力量，擴大了商品發展的範疇。經濟的繁榮使吳門出現了不少豪富之家，而商人文化素養的提高，使他們願意花費大量的金錢在文化事業上，這是促進文化發展的經濟基礎。蘇州的富商富甲天下，僅絲綢商的財產就以千萬計、數百萬計，其鉅富和驚人的消耗，各種文獻不乏記載。明人張瀚曾說：“東南之利莫大於羅綺絹絲，而三吳爲最” [2]。明中後期商業氣氛濃厚，江浙收藏家中多有沾染商業者，至後期，豪富鉅商介入文化市場更是普遍。由於手工作坊的興起，商品生產進入市場，繪畫作品也被作爲商品交易。明萬曆前後，各地設作坊，主要是在蘇州，專門摹制古畫，以民間畫師爲主，主要繪製喬遷、祝壽一類的主題畫，供應各方的求索[5]。大批畫師僞造沈周、文徵明等人的畫，沈、文等人也不斤斤計較打“侵權官司”，甚至自己開清單叫他人代畫。當然，這些畫皆是爲了出售，不但供應本地市場，還透過以徽商爲主的商人遠銷各地。徽商盲目購買，吳人跟着起鬨，使當時的收藏之風陡變，畫價高漲。明王世貞說：“畫當重宋，而三十年來忽重元人，乃至倪瓚以逮沈周，價驟增十倍。……大致吳人濫觴而徽人導之，俱可怪也。”[3]這都是蘇州當時經濟繁榮的結果，市場的大量需求，是吳門畫家增多的主要原因，是吳門畫派形成、發展的重要基礎。
商人信奉“朝裏有人好發財”，爲了保住和擴大經商的利益，透過捐輸、接駕等獲得某種特殊地位來尋求官府的庇護，甚至有的商人兼做商官，或叫子孫做官；而官僚權貴們也絕非廉潔等閒之輩，他們從中獲益得利，珍寶古玩、名人字畫就兼做了“高雅”的使者。
明代官僚不乏巧取豪奪、貪婪暴斂之徒。奸相嚴嵩“初仕而貧”，然而在身居高位的二三十年間，便一躍而富甲全國。嚴嵩被抄家後，奇珍異寶不計其數，歷代名家書畫共約有3558件。僅吳門名家的字畫就有40餘幅，計有沈周《萬鬆圖》、《吳中佳勝十景》、《溪山雪霽圖》等15幅；文徵明《赤壁前後賦》、《水墨雲山圖》等畫8幅，《千字文》、《離騷九歌》等書法8幅；仇英《漢宮春曉圖》等2幅；唐寅《蘭亭圖》1幅；祝允明《秋興八首》、《文賦》等書法4幅等[6]。宦官在明代也是有權有勢的人物，經常受朝廷的委派到地方來辦事，貪婪之心比官僚有過之而無不及。宦官干預經濟領域，始於洪武年間，興於正統以後，特別是對江南地區的敲詐勒索，無孔不入。成化年間太監王敬和姦徒王臣勾結，“採藥江南，橫索貨寶，……吳越大被其害” [7]。萬曆時期，不僅在南京、蘇州、杭州都有宦官督造，而且人數大增，以蘇州織造局爲例，永樂至天啓年間，就有阮禮、劉景、羅玉等近30人[7]。這麼多的名家墨跡遁入豪門，既有權貴的勒索，也不乏阿諛奉承之徒花重金購買後作爲人情。這在客觀上也刺激了繪畫藝術市場的繁榮。
另一方面，明代大量出現收藏家，他們不但藏書，還收藏字畫，這也促進了繪畫市場的繁榮。江浙地區的書畫家和收藏家的地域分佈呈現出相當一致的現象，徐沁《明畫錄》收錄畫家約800人，江蘇約佔370人，其中蘇州約有150人，南京約有70人，松江約有50人，常熟、太倉約各有30人[8]。明代蘇州收藏家最多，畫家也最多。收藏家與書畫家結緣，不但能以出售自己的作品養藏，用售畫的收入來豐富自己的藏品，還因爲書畫家有着較豐富的書畫鑑別能力，往往能成爲收藏家中富有識見、藏品卓著者。僅據張應文《清祕藏》、孫從添《藏書紀要》、姜紹書《韻石齋筆談》這三份明代收藏家名錄所統計，除去重複者，共有107人，吳門一帶就有52人，其中蘇州46人、常熟13人、太倉6人、崑山1人、吳江1人。而江浙一帶共有87人，佔了總人數的絕大部分。這些收藏家中有功名者有王鏊、董其昌、王世貞、文震孟、吳寬、陳鑑、陸完等大官僚。自身爲書畫家的也佔了絕大多數，如董其昌、沈周、文徵明父子、祝允明、唐寅、徐有貞等人[8]。不少人是一身幾任。經濟的繁榮是促進藝術收藏的基礎。蘇州一帶的收藏家最爲集中，互相間有着許多師徒、世誼、姻婭、眷屬等密切關係，形成了明代最大的地域性收藏家羣體。象文徵明的文氏家族這樣的收藏世家在當時也有不少，成爲蘇南、浙江地區突出的人文景觀[8]。
中國文人士大夫隱逸文化的影響之一，就是私家園林的大興，所謂“大隱隱於市”也。明代文人與魏晉文人的隱逸，其心態、情緒是極不相同的。他們在精神上追求寧靜恬淡、閒雲野鶴般的閒適自由，在生活上則體現着世俗的慾望、世俗的幸福、世俗的歡樂，擁着偌大的園子，焚香茗茶，品詩論畫，充滿着精緻高雅的藝術情調和物質享受，折射出明代都市經濟的發達，商業的繁榮對文人產生的影響[3]。明中葉以後，已有“江南園林甲天下”之說。不少商賈、富豪、文人士大夫以及一般的文人居士，皆熱衷於園林的構築，過起大隱於市的日子。蘇州園林外觀極其樸素，但高牆之內佈置極爲考究，於隨意中見精巧，顯示出一種恬淡雅緻。園的主人大都是退隱的官宦或豪富，有了這麼好的園林，當然少不了名家書畫的裝點，且一年四季都要更換。明代的巨幅字畫爲前幾代所罕見，例如，現藏於上海博物館的祝允明《草書七律詩》縱363.5釐米、橫111.2釐米；《草書杜詩》縱363.9釐米、橫111.1釐米；陳淳（字道復）《草書王維詩》縱351.1釐米、橫98.5釐米；藏於常州博物館的文徵明《行書七言詩》縱348釐米、橫91釐米。這些爲佈置廳堂的大幅字畫一下子多了起來，使得“送現銀則心中喜樂”的書畫家們忙了許多。文徵明就爲御史王獻臣規模其園，還繪有《拙政園卅一景》，著《王氏拙政園記》等[3]。
以上因素都在相當程度上促進了繪畫藝術市場的繁榮。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正是這些鉅商，養活了吳門四家和其他大大小小的文人畫家，就好象揚州的鹽商養活了揚州八怪等一大批畫家一樣。蘇州的商人需要這麼多的畫家，對畫家需求更多的，乃是因絲織業爲基礎的蘇州繁榮市場。商人們需要畫家爲他們裝點門面，落得個斯文好士之名，正因如此，有了經濟基礎和文化素養，蘇州各階層的有錢人願意花費金錢在文化事業和藝術收藏上，從官方到民間形成愛好和欣賞書畫藝術的時尚，並藉此裝點門庭或永久收藏，從而形成了大量需求書畫藝術的市場，毫無疑問，經濟是藝術市場繁榮的基礎，如果沒有雄厚的經濟實力，任何個人或團體絕無能力重金收藏衆多的藝術品。這些皆是吳門畫壇興盛的原因，也是“明四家”皆出自吳門的原因。但是，物極必反，至“吳派”後期，宗派之間互相攻擊，爲爭奪賣畫市場褒己貶人，加之大量仿製的拙劣的“商品畫”的泛濫，導致了藝術風格自身的沒落，陷入固步自封的泥潭而走向一蹶不振的命運。吳門畫派的興衰，不但揭示了經濟發展與文化藝術的關係，留下了諸多文壇佳話，而且對於我們今天的文藝發展也不無啓迪。
參考文獻：
[1]洪煥椿. 明清蘇州地區資本主義萌芽初步考察. 見南京大學歷史系明清史教研室編. 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研究論文集.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400.
[2]陳傳席. 中國山水畫史. 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 1988. 585，611，586，597，602.
[3]張繼馨，戴雲良. 吳門畫派的繪畫藝術.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0. 52，199，47，65.
[4]（明）凌濛初. 初刻拍案驚奇. 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2001. 4.
[5]陳傳席. 論揚州鹽商和揚州畫派及其他. 見李偉銘，李公明，王躍生編. 中國美術研究. 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 1994. 343~346，354.
[6]張顯清. 嚴嵩傳. 合肥：黃山書社. 1992. 380，390.
[7]王春瑜. 明清史散論. 上海：東方出版中心. 1996. 31，35.
[8]沈振輝. 明代私人收藏家百例辨析. 東南文化. 1999，（2）. 103~112.
The Influence of Commercial Economy in Ming Dynasty
on Wumen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Lu Yucheng
(Suzhou Vocational College Suzhou 215011)Abstract: Approaching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in Su Zhou city since the middle of Ming Dynasty ,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rt and to illustrate that economy holds the ba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art by demonstrating the fact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contributes much to the flourishing of the market of art including the development of Wumen Men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
Key Words: Ming dynasty commercial economy Wumen school of Chinese pain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