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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漢字識別研究的新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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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是世界上唯一的表意文字,與“直線形”的拼音文字相比,方塊漢字有二維圖形特徵,字形和字音之間的對應關係很弱。那麼對漢字的視覺識別過程到底是怎樣的?和對拼音文字的視覺識別過程相比有何不同?近幾十年來,有許多心理學研究圍繞漢字識別問題展開。本文旨在對我國心理學界90年代以來在這個領域的新進展作一述評。

我國漢字識別研究的新進展

1 主要研究

1.1字形屬性對漢字識別的影響

受西方已有研究理論的影響,長期以來關於漢字識別的加工單元也有兩種觀點:一是認爲識別漢字要先對筆畫、部件等漢字的字形特徵進行分析,然後將分析的結果整合從而識別整字。那麼,在漢字識別過程中就會存在筆畫數效應、部件數效應等。二是認爲識別漢字直接以整字爲單元,強調字形知覺的整體性。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已有許多研究表明在漢字的視覺識別過程中,要經過特徵分析[1]。近10年以來,漢字識別的特徵分析觀點得到了更多的研究結果的驗證:首先是採用不同的方法證實了筆畫數效應的存在。如喻柏林等[2]採用命名識別法,發現在2至15畫的範圍內,漢字的命名反應時隨筆畫數的增加呈臺階狀上升趨勢;張武田等[3]發現在高頻字當中存在筆畫數效應;彭聃齡等 [4]採用命名作業和真假字判斷作業也發現有顯著的筆畫數效應。其次是發現部件因素對漢字識別的影響。有研究發現了啓動部件對合體漢字識別的影響[5],提示漢字的部件作爲單個結構反覆認讀,有可能成爲漢字識別的加工單元之一,而且比筆畫更符合簡約的原則。張武田等[3]、彭聃齡等[4]的研究結果進一步證實了部件數效應的存在。

不僅部件的數量影響漢字識別,研究證明部件頻率(即在合體漢字中出現的次數)也是影響漢字識別的因素之一,但其作用受到整字頻率和結構類型的影響 [6]。黎紅等[7]的研究也發現,在速示條件下,部件頻率影響漢字識別的準確性,而且部件頻率對漢字識別的作用模式與刺激字及其組成部分的空間排列有關。

在漢字的構造部件之間還存在不同的組合以及組合頻率。採用整字識別和整合識別等實驗任務的研究表明,部件組合與部件有類似的頻率效應,而且部件組合頻率的作用也受到正字頻率和結構類型的影響[8]。第三是證實了結構方式效應的存在。喻柏林、馮玲等[9]和喻柏林、曹河圻[10]在不限時呈現整字條件下,分別令被試對雙部件和單部件做命名反應,結果一致發現存在結構方式效應,命名上下字的反應時要明顯長於左右字的部件。陳傳鋒、黃希庭[11]進一步研究發現了結構對稱性效應,識別結構對稱性漢字的加工明顯快於非對稱性漢字,而且這種結構對稱性效應在低頻字中起作用,而在高頻字當中不起顯著作用;在多筆畫字中起作用,在少筆畫字中不起顯著作用。

獨體字直接由筆畫構成,不存在部件這一結構層次,而且許多獨體字本身就是構成合體字的部件。那麼在對獨體字進行認知加工時,是必須經過特徵分析還是直接以整字爲單元?肖崇好等人[12]將獨體字中除去點、鉤、提、短的橫豎撇捺以外的其它筆畫作爲該漢字的框架筆畫,把每個獨體字的結構分爲框架結構和非框架結構。研究結果發現,在速示條件下,獨體漢字的識別從識別筆畫開始,經提取框架結構後,才完成識別過程。與“框架結構”的觀點相類似,沈模衛,朱祖祥 [13,14]研究結果也表明,在含有十或口的獨體漢字中,十與口是該類漢字的突出視覺特徵的理論。這些結果表明對獨體字的加工也經過特徵分析。

但是特徵分析理論並不能完全解釋漢字識別過程中的各種現象。如筆畫、部件和字頻的關係還沒有研究清楚,有的研究發現存在筆畫或部件和字頻的交互作用 [3,4],有的研究則沒有發現[2,15]。有的研究還發現,整字頻率對於局部知覺(部件識別)有制約作用[6]。僅用整字加工觀點也很難加以解釋。因此喻柏林等提出了漢字識別的平行加工假說[2],認爲被試識別每個單字經歷着兩類平行加工的過程:一類是識別整字的加工;另一類是筆畫及其組合的加工。筆畫及其組合的加工與整字加工發生分享有限注意(或知覺)資源的競爭。高頻字被整字識別而低頻字要經過特徵識別。因而筆畫數效應只存在於低頻字當中。這種新觀點不僅有很好的解釋性,而且得到了一些研究結果的支援[16,17]。但是這種假設本身還有待於進一步的豐富和完善。

1.2語音在漢字識別中的作用

漢字是表意文字,其書寫形式不能直接、透明地表徵語音。在近十年來有關漢語字詞識別過程中的語音中介問題依舊是爭論的焦點,即在字詞視覺識別中,是否必須透過音碼爲中介來實現對詞義的提取?從理論上來說,語義的激活可以有兩條途徑:一是由視覺輸入激活心理詞典中的字形表徵後,直接激活語義表徵;二是以語音爲中介,字形表徵的激活首先傳輸到語音表徵上,然後激活語義表徵。與此對應,目前對語音中介問題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強語音作用觀,認爲在視覺漢語字詞加工中,語音激活部件是自動的,而且在時間上也特別早,由字形到字義需要經過語音爲中介。另一種觀點是強字形作用觀,認爲漢語字詞加工中的語義激活過程不同於拼音文字,主要由字形—語義之間的直接激活傳輸(或計算)決定,語音資訊在視覺字詞加工中雖然自動激活,但對語義激活作用很小[18]。兩種觀點各自得到了一些研究結果的支援:

海、彭聃齡[19]採用啓動條件下的詞彙判斷法,發現啓動詞中的多音字不但會促進被試對和其適當讀音相近的目標字的反應,而且會促進被試對和其不適當讀音相近的目標字的反應,表明熟悉的中文字詞的語音特徵在到達心理詞典之前就已經得到了激活。張武田等[20]採用啓動掩蔽(書寫)法也發現,形似音同字的啓動效果早於語義的啓動效應,因此認爲形似音同字的激活可以看作是前詞彙的。

而金志成等[21]分別進行了音同、形似、義近和無關四種條件下的目標字的啓動識別和倒掩蔽識別的研究,結果表明對目標字尚未完全加工時,形似倒掩蔽促進對目標字的進一步加工,說明形碼在到達心理詞典之前就被激活;在漢字視覺識別中字音的作用確實存在,但是因爲音同倒掩蔽效果不顯著,表明音碼不是在到達心理詞典之前被激活,因而不存在語音轉錄現象。林仲賢等[22]採用漢字詞形、音、義特徵匹配任務,發現無論是速示還是非速示條件下,在漢字詞的形、音、義特徵中,都存在着編碼加工深度的差異,音碼的資訊提取是最難的,反應時最長,而詞形、詞義資訊的提取則相對容易。這個結果說明,在他們的實驗條件下,是不可能有語音轉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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