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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析中國文化中的實用理性主義與經世致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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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中國傳統文化;經世致用;實用理性

論析中國文化中的實用理性主義與經世致用思想

論文摘要:中國傳統文化有其身的成長土壤,本文力圖從中國傳統文化的背景和表現中梳理實用理性主義在中國的傳承脈絡。從中國傳統文化的文化心理中尋找“實用理性”的因素;並透過對比分析中西方“實用理性”的區別來勸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經世致用”思想加以論釋,證明“實用理性”是中國傳統思想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特色。

學以致用,我們對此都不會陌生,那麼所謂“用”又是什麼呢?我想無非是有益於世道衆人或有利於國計民生。幾千年來,先哲的總結使中國文化強調“正德利用厚生”,使中國人的思想對一切事物的觀察都以這些事物對人的關係爲基礎,看它們有無道德的應用價值,有無藝術價值,是否富有詩意,是否切合實用。中國思想當中的實用主義無論是在文化上、道德理智上,甚至在人情中都成爲一種潛意識中。

中國傳統的實用理性主義反對玄談、主張經世致用的趨向與歐洲實證主義“拒斥形而上學”的宗旨有一種相通的精神路數,二者的會通和結合對中國近代“文化一意識形態”領域中的啓蒙運動貢獻良多;實證主義的歸納法和實證邏輯對中國古典哲學向近代的轉換、對傳統形而上學的解構與重建也發揮了積極作用。應當指出,在近代文化思想領域中產生巨大影響力的西來學說幾乎都能在傳統中找到與之匯合的活水源頭,它們相激相蕩,互會互通,形成新的時代精神,即近代中國主流文化與意識形態的主體成分。至此,中西哲學的融合實際上造成一種內外夾攻之勢,摧毀了清初以來儒學封閉外殼,奏響了近代歷史上文化變遷和思想革命的晨曲,延宕數千年的封建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從此開始崩潰。

一、文化心理

在文化上,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的相互依存、影響,彰彰在人耳目,毋庸置疑。但是漢民族是一個非常注重現實生活的民族,凡事強調“實用”“實際”和“實在”。這種對現實利益的過度關注,已經內化爲中國人的氣質性格、行爲習慣和思維方式,並構成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一部分。

所謂“實用理性”就是缺乏對超驗價值的追求.只關注現實的、此岸的價值。在中國,大到國家政策,小到個人生活,無不體現出“實用理性”。著名學者李澤厚先生將這一文化概括爲“實用理性”,是一種湛深的表達。近代以降,中國之所以諸事落後於西方,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這種“實用理性”不無關係。有人曾說,中國古代在實際意義上並未曾開展自然科學,更是提出四個理由:一是中國學者相信陰陽是宇宙的基本原則;二是五行是構成宇宙的巨大要素;三是中國人粗枝大葉,不求甚解;四是中國學者都鄙夷體力勞動。

這樣的說法無疑有失偏激,但是我們在大唱“國學熱”的今天不得不去正視傳統文化中實用理性主義的利與弊。

中國的四書之一《大學》曾經提到“格物”、“致知”、“修身”、“齊家”、“平天下”,這恰恰形成一個完整的、非常實際的體系。而儒家的“萬物皆備於我”(《孟子·盡心上》),以及道家的“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莊子·齊物論》)也無不體現着物需要透過“我”這一實用主體才能凸顯其價值的思想觀念。在中國文化中並不是缺乏理知,但是幾千年的哲學目標—安定、中庸—決定了我們的處世態度。20世紀初葉,當進化論進人中國,我國學者馬上發現它的實用價值,對“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披上道德外衣。所謂“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也正是強調學習“經世致用”的器物,而非先進、民主的思維方式。

如果說文化背景是社會上層建築的中流砒柱,那麼文學作爲一種表徵,則時時處處體現出一個國家與一個民族的思想內蘊。

柏拉圖爲西方人樹立了“理式”思想的里程碑,造就了“理想國”;亞里士多德則以他的唯物的科學的理念爲西方文藝開闢了現實的境界,《詩學》是亞里士多德現實理念的集中體現。

亞里士多德,這位被馬克思譽爲“歷代最偉大的思想家”的學者,以他長期生活在雅典的生活積澱,以他堅實豐厚的希臘文化底蘊,成就了《詩學》,在《詩學》之中他常常以自己的倫理觀點去看藝術的目的。“在判斷一言一行是好是壞的時候,不但要看言行本身是善是惡,而且要看言者,行者爲誰,對象爲誰,時間系何時,方式屬何種,動機是什麼”。這就使西方的文學作品的.形式偏向於滔滔不絕的闡明,以達到感化受衆的作用。而中國的文學作品則更強調對人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對  社會倫理的構建。

綜觀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之精神,實用理性主義在中國有着悠久的傳統,所謂“以《禹貢》治河,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決獄,以《詩》三百五篇當諫書”,皆反映了儒學重實用而輕理論的致思趨向,儒家祟實尚行,在先秦有荀子力主“知之不若行之”的經驗論,至漢則有王充著《論衡》揭揚“疾虛妄”和“見用實事”的經驗論。唐代大儒韓愈用儒學的功利主義作爲闢佛的武器。宋明理學雖建構了以超然的形而上的“理”,但無論程朱還是陸王,皆反覆強調實踐、力行、踐履等道德經驗主義。另外,程朱一系的“致知格物”之說對明清實學也有積極影響。明清實學的基本趨勢爲經世致用,它恢復了一些原始儒學精義,加之西學刺激,反對理學“清談”、“務虛”,提倡“欲挽虛竊,必重實學”和“實學救世”的學風悄然興起,實學於明末清初蔚爲具有啓蒙主義色彩的一個重要的社會思潮。這一時期出現了一些力主實學的著名代表人物,如徐光啓“生平所學,博究天人,皆主於實用”,羅欽順、王廷相、吳廷翰等人從唯物主義哲學立場上宣揚實學。清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