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學習和工作生活中，大家都有寫論文的經歷，對論文很是熟悉吧，論文的類型很多，包括學年論文、畢業論文、學位論文、科技論文、成果論文等。那麼，怎麼去寫論文呢？下面是小編爲大家收集的實用主義在中國的歷史命運論文，僅供參考，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實用主義(Pragmatism)是美國20世紀居於主導地位的哲學流派，它強調以人的價值爲中心，以實用、效果爲真理標準，以實踐、行爲爲本位走向，倡導教育與社會聯繫等，反映了美國社會求實進取，崇尚科學與民主的精神，成爲美國文化的核心，具體體現在美國經濟、政治和教育等諸多領域，可以說，實用主義是美國精神的一種哲學理論概括。
實用主義創始人查爾士·桑德斯·皮爾士(CharlesSandersPeirce)明確提出：判定一個概念的意義，我們應當做的是“考慮一下，我們概念的對象，在實際意義上可能有些什麼效果。這樣的話，我們關於這些效果的概念就是我們關於這個對象的概念的全部。”這是人們所謂的“皮爾士原則”，它成爲實用主義的基本原則。但實用主義真正立足於美國哲學舞臺，成爲國際性的哲學思潮，應歸功於威廉·詹姆士(WilliamJams)和約翰·杜威(JohnDewey)。詹姆士在《實用主義》一書中系統地論證了實用主義的主要原理，把實用主義概括爲一種科學方法和真理論。杜威進一步發揮詹姆士的思想，把實用主義基本理論具體運用到其他科學、特別是教育中去，成爲實用主義大師。20世紀二三十年代實用主義達到鼎盛時期，五六十年代以後美國哲學舞臺上出現了新實用主義，其代表性人物是希拉里·普特南(HilaryPutnam)和理查德·羅蒂(RichardRorty)。新實用主義的一個主要特點，就是將實用主義與分析哲學、詮釋學、結構主義、語言哲學、後現代主義哲學結合起來，試圖把這些不同的哲學流派融合到實用主義之中。
一
實用主義傳入我國一個世紀的曲折歷程，它的歷史命運，是同我國社會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鬥爭的複雜狀況密切聯繫着的，只有把它放在當時我國的社會大背景中加以剖析，才能得以正確解釋。
1.實用主義在我國的傳播高潮與五四時期的科學與民主運動
20世紀初西學東漸出現了引人注目的繁榮景象，美國實用主義在我國迅速形成傳播高潮是這種繁榮景象的一個主要體現。1919年震驚世界的五四運動前夕，實用主義大師杜威來華講學，標誌着實用主義在我國的傳播進入高潮。
應中國教育團體之邀，1919年5月1日，杜威攜同夫人、女兒來我國講學，停留兩年零二個月，足跡遍及北京、直隸、奉天、山西、山東、江蘇、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廣東等省市，作了一百多場的講座，僅以教育問題爲題的講演就達20多次。來華講學時間之長，內容範圍之廣泛，在西方學者中實屬罕見。他的講演傳播實用主義哲學，宣傳美國的文化、社會政治觀、道德觀和教育觀，在我國知識界中產生很大影響。在這期間，我國學者撰寫發表的介紹、評述實用主義的文章甚多。當時頗有影響的《新教育》雜誌，1919年第3期還特地出版了“杜威號”專刊。傳播與宣傳實用主義的代表人物首推胡適，他不僅系統地介紹實用主義哲學——實用主義實在論、經驗論、真理觀、方法論，而且把杜威的方法論概括爲“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並具體運用到“樸學”與“紅學”的研究中去。其次是教育家陶行知，他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攻讀教育時，曾師從杜威與孟祿，在杜威來華前後發表一系列文章《介紹杜威先生的教育學說》、《試驗主義之教育方法》、《試驗主義與新教育》等，成爲實用主義的積極傳播者與推行者。另外一個人物是時任《新教育》主編的蔣夢麟，在“杜威號”上發表《杜威之倫理學》、《杜威之道德教育》，對杜威倫理學的歷史地位，杜威如何從社會與心理出發闡明道德教育原則等問題，都作了深刻論述。
五四前後實用主義在我國迅速形成傳播高潮，絕非偶然，有其深刻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原因。1840年鴉片戰爭，由於滿清王朝的腐敗無能，以我國失敗而告終，此後我國一步一步淪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面對災難深重的祖國，憂國憂民之士提出效仿西方“船堅炮利”，以引進科技爲國求強求富。但1895年甲午戰爭的失敗，宣告了“科技救國”幻想的破滅，學者們轉而引進與傳播西方社會政治學說與哲學理論。1916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王朝的統治，結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制的中華民國，這是中國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但是革命果實很快就落入以袁世凱爲首的軍閥官僚手中，中華民國名存實亡，全國人民仍處在專制統治的災難之中。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是資本主義對封建主義思想觀念的一次重大批判與衝擊，但並未從根本上動搖其根基。在這種形勢下，以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等爲代表的知識界名人，在中國大地上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新文化運動，進而爆發了震驚世界的五四運動。五四運動既是一場反封建反軍閥官僚統治的運動，同時又是一次以科學與民主爲主題的思想解放運動。正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迎來了實用主義在我國傳播的高潮。
實用主義哲學，概括起來有以下的基本走向。強調以解決人生問題爲主題的走向，實用主義哲學反對傳統哲學超越現實世界去研究“本體世界”的形而上學，主張哲學應該研究現實世界，以解決人生問題爲主題。杜威指出：當哲學不是爲了應付哲學家問題的策略，而成爲哲學家“處理人的問題的一種方法”的時候，便是哲學復興之日。強調以價值爲中心的走向，實用主義哲學的一個根本出發點是看待事物的標準在於對人是否有價值，即在於此物能否滿足人的慾望與要求。詹姆士認爲，所謂好，僅僅是滿足人的要求而已。真理就是對人有用，即對人有價值。強調以實行爲本位的走向，實用主義哲學的基本精神就是實行，一切都由實行、實踐來決定其取捨，知識、觀念、學說等是否正確，辨別其真僞，要靠實行來檢驗；離開了實行，根本談不上效果、人的滿足，再好的理論、學說、觀念也等於一紙“空文”，毫無意義。強調以工具主義作爲方法論的走向，實用主義哲學從某種意義來說是一種方法論，杜威稱其爲工具主義，並把這種科學方法論歸結爲“五步”說——疑問、問題、假設、推理、證明。
五四前後，中國知識分子反對封建傳統文化，提倡新文化，需要一種新世界觀作爲武器。實用主義正好符合他們衝破封建文化藩籬，提倡人的價值與個性解放的要求；實用主義正好反映了他們反對脫離實際的陳腐的“皓首窮經”的學風，提倡面對現實、實際新學風的要求；實用主義正好迎合他們反對愚昧與專制，提倡科學與民主的要求。
2.實用主義在我國遭受厄運與建國初期政治思想批判鬥爭
建國後五六十年代，實用主義在我國受到徹底批判與圍剿。就現代西方哲學思潮來說，批判聲勢之浩大，批判參與人之廣泛，批判語詞之尖銳，實用主義可算之最。在這場圍剿和萬炮齊轟的浪潮中，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三聯書店等都出版了批判專著，全國主要報刊發表許多批判文章，作者幾乎來自人文科學的所有領域。對實用主義的批判，概括起來主要集中在下面幾個方面：實用主義是美帝國主義反動派的御用哲學；實用主義是爲大資產階級和大商人服務的市儈哲學；實用主義是腐朽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實用主義是反科學反理性的矇昧主義哲學；實用主義方法論是庸俗進化論和詭辯論。
建國初期對實用主義的批判與圍剿，是由多種原因決定的。首先是由建國初期我
國面臨的政治鬥爭的複雜性決定的。建國初期，新生的共和國面臨來自美帝國主義的嚴重威脅。鞏固新生人民政權，保衛革命勝利果實，反對美國對新中國的挑釁與侵略，成爲全國人民的迫切任務。我們一方面在經濟戰線上加速社會主義改造，加快國民經濟發展。同時加強國防力量，“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另一方面，把在政治思想戰線上開展反對資產階級思想和一切反動思想的鬥爭，看作是從意識形態上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的需要，所以作爲美國官方哲學的實用主義，很自然就成了現代西方各種思潮中首當其衝的批判“靶子”。胡適是實用主義在中國的最大的代表人物，理所當然就成了衆矢之的。當時在中國科學院和作家協會的聯合領導下，成立了七個組，分別對胡適哲學思想、政治思想、歷史觀、中國哲學史觀、文學思想和中國文學史觀進行了全面系統的批判。
其次是由國際政治環境的大背景決定的。二戰後出現了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世界形成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當時人們都認爲兩大陣營代表了兩個根本對立階級的利益，是不可調和的對抗性矛盾。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是列寧主義的故鄉，經過幾十年的建設，是惟一能在經濟與科技方面與美國相抗衡的國家。新中國的成立，加強了社會主義陣營。向蘇聯學習，“一邊倒”，這是當時歷史條件下惟一的選擇。國家經濟建設依照蘇聯計劃經濟的模式，教育也照搬蘇聯的做法。意識形態和理論的領域，也按照“老大哥”的調子行事。蘇聯在20世紀30年代以後，意識形態是遵照斯大林關於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的基調進行的，對西方哲學思潮完全持批判與否定態度，“一棍子打死”。我們的哲學理論基本上是學習蘇聯“老大哥”的經驗，不加分析地把現代西方哲學統稱爲帝國主義服務的反動思潮，把批判實用主義及其在中國代理人胡適，看作是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純潔性的鬥爭，看作是捍衛社會主義制度、反對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需要。
再次是由我國推行的“以階級鬥爭爲綱”的極“左”路線決定的。鬥爭哲學，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是建國後五六十年代推行這條“左”的路線的理論基礎。儘管“左”的路線在建國之初不佔主導地位，以後也有時緊有時鬆的現象，但總的來說是愈演愈烈，以致發展到“史無前例”的文化革命，打倒黨內走資派。按照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是社會存在的反映。因此意識形態上的鬥爭是階級鬥爭的晴雨表，是階級鬥爭的主戰場。批判“紅學”權威俞平伯，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胡風，批判胡適，……意識形態上的批判鬥爭運動一個接一個。
3.實用主義研究在我國走向繁榮與解放思想改革開放
“文革”後鄧小平及時地正確提出要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這個問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批判了“兩個凡是”，摒棄了“以階級鬥爭爲綱”的左傾路線，制定一條以經濟建設爲中心、改革開放、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路線，極大地激發了全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與創造性，祖國大地面貌煥然一新。哲學社會科學迎來了盼望已久的生機勃勃的春天。儘管此後不時也有風雨陰沉的天氣，但畢竟是暫時的現象，總的來說是春光明媚的好時光。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實用主義的研究逐步走向繁榮與科學。
積極開展科學研究，果實累累。據不完全統計，改革開放二十年期間，出版關於實用主義的專著、譯著數十種，發表文章達數百篇之多。這些研究幾乎涉及了實用主義的所有主要方面，這些論著在理論上具有相當高的學術水平。
突破“左”的思維模式，評價力求做到客觀和公正。學術界基本上擺脫了全盤否定的形而上學思想方法，力求以馬克思主義科學分析方法，評論實用主義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例如以劉放桐的《實用主義新探》、楊文極的《實用主義新論》、鄒鐵軍的《實用主義大師——杜威》等一批專著的出版爲代表，爲客觀正確地評價實用主義邁出了可喜的一步。
解放思想，打破“禁區”，對“頂級”問題進行探討。學術界普遍認識到：真理是在辯論中發展的，真理愈辯愈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繁榮學術的重要途徑。大家對過去認爲是“禁區”的一些“頂級”問題，現在也敢於展開討論了：如何正確評價實用主義哲學反傳統形而上學問題，如何全面評論實用主義經驗論、真理觀問題，如何認識杜威教育思想的意義問題，如何看待實用主義實踐觀與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的關係問題，如何理解實用主義哲學在今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作用問題等等。
對新實用主義研究的興趣與關注。從六七十年代以來，新實用主義在美國哲學界，乃至整個思想界的影響越來越大。隨着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學術界對西方哲學的研究出現了一個新的特點：新實用主義成爲研究的“熱點”。90年代初，由中華外國哲學學會發起的、在廣西桂林舉行的、題爲“美國新實用主義”學術討論會，與會學者對美國新實用主義產生與發展的背景，新老實用主義的異同，新實用主義的基本特徵，以及新實用主義的評價等展開討論。有的學者把新實用主義哲學的特點概括爲：反形而上學二元論，反基礎主義，反本質主義。還有人認爲新實用主義是後現代主義思潮。尤其羅蒂提出的反對傳統哲學認識論，主張後哲學文化；反對大寫哲學，宣稱“哲學終結”，更引起學術界的興趣，發表有關文章甚多。
學者互訪頻繁，學術、資料交流順暢。80年代以後，隨着國家經濟建設的發展，越來越多留學生、訪問學者赴美國學習、參加學術會議，較系統地研究了實用主義哲學。此外，美國當代著名學者普特南、羅蒂等人，應邀到我國訪問，進行學術交流，產生了很大影響。從90年代以後，實用主義研究資訊與資料交流比較順暢。現在我國學術界基本上可以在很短時間內獲得國外有關研究的資訊和資料。例如：美國很有權威的“杜威研究中心”(CenterforDeweystudies)，定期公佈的研究杜威和其他實用主義者的著作，很快就能在北京、上海等學術研究機構或大學圖書館看到。
二
實用主義在我國一個世紀的傳播，它的歷史命運，經歷了高潮、遭受厄運到走向繁榮的過程。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社會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鬥爭的狀況，同時也說明了我國學者對實用主義哲學認識的艱辛歷程。今天人類歷史已跨進21世紀，正處在資訊化時代、知識經濟時代，我們必須拋棄舊的眼光、舊的思維方式，以新的眼光、新的思維反思現代西方哲學及其在我國的傳播。唯其如此，我們才能促進東西文化交流和哲學繁榮。這裏我們只從哲學角度談兩個問題。
1.正確認識和處理哲學與政治的關係
如何正確認識與處理哲學與政治的關係問題，或者說如何正確認識與處理學術與政治的關係問題，這是我們長期來沒有解決而又很難解決的問題，也是我們反思實用主義在中國傳播的一個重要經驗教訓。
問題癥結所在——哲學政治化。實用主義在中國傳播初期，應該說是比較正常的，即使是出現“問題與主義”的論戰，在當時情況下是必然的，而且也是正常的。到了三四十年代，雖然開始出現了哲學政治化的傾向，但畢竟還只是一種“傾向”。50年代以後情況則完全不同，在“階級鬥爭爲綱”這條極左路線影響下，哲學與政治混同，哲學完全政治化，把實用主義作爲資產階級反動哲學思潮加以批判，當時實用主義主要著作被翻譯彙編成《資產階級哲學思想批判材料》，以供批判之用
。這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文革”期間發展到了極端，實用主義不僅被列入封資修行列，當作毒草進行批判，而且還要“打翻在地踏上兩隻腳”。“文革”後，由於我國實行改革開放，解放思想，給現代西方哲學在我國的傳播與研究提供了一個較爲寬鬆的政治環境，出現了新的景象。不過在80年代期間也出現過幾次不大不小的“回潮”，學術界知識分子“心有餘悸”，陰影久久不能離去。
這裏人們自然會問：爲什麼長期來我們把哲學與政治問題混爲一談？問題究竟出在哪裏？我們認爲這主要是由兩個原因造成的：其一，是整個國家政治氣候的原因。建國後我國在文化意識形態上推行一條“左”的路線，人們逐漸認爲寧左勿右，左比右好。當時社會上流行一句話：右是修正主義，是立場問題，左是教條主義，是方法問題。這樣，人們自然不會去、也不可能去劃清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的界限了。其二，是哲學與政治關係問題本身的複雜性的原因。我們口頭上也常說：要分清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的界限，但實際上做起來卻非易事，這是因爲哲學與政治既有同一性又有非同一性，兩者往往是糾纏在一起，並不是涇渭分明的。因此把這個問題闡述清楚，顯得十分重要。
哲學與政治的同一性與非同一性。哲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不同，自然科學沒有階級性，作爲意識形態的哲學、社會科學卻非如此。哲學是時代的產物。黑格爾曾作過精闢的論述：“哲學並不站在它的時代之外，它就是對它的時代的實質的知識。”(P56)正如沒有人能夠超出他的面板一樣，沒有人能夠真正超出他的時代。“個人無論怎樣爲所欲爲地飛揚伸張——他也不能超越他的時代。”“每一哲學都屬於它的時代，受它的時代的侷限性的限制。”“每一哲學都是它的時代的哲學。”(P48)每種哲學都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時代的產物，時代創造了哲學，時代決定和制約着哲學的主題。這裏所說的哲學的時代，是指一種哲學理論、學派和思潮產生與存在所處的經濟、政治、宗教、藝術、科學等的歷史背景，這是哲學產生與存在的歷史載體。當我們考察一種主要的哲學學說、思潮，一個時代的哲學主流和傾向時，只有把它放在當時政治、經濟和科技發展等歷史背景中，才能得到正確的理解和科學的說明。
存在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意識又反作用於存在，上層建築又爲經濟基礎服務，這是一條正確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作爲上層建築的哲學意識形態，它總是與自己國家、民族當時的經濟、政治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最終是爲其經濟基礎和一定政治目的服務的。例如：古希臘時代，柏拉圖哲學中提出的“理想國”中三種不同靈魂的人的地位；中世紀經院哲學成爲當時社會佔統治地位的基督神學的婢女；17世紀英國哲學爲新興資產階級登上政治舞臺作論證；18世紀法國“百科全書”派哲學作爲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的“先導”；19世紀德國古典哲學強調人的主體性、意志自由及理性主義，是爲德國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建立“理性王國”服務的，等等。儘管他們都使用了晦澀的語言，透過迂迴曲折的途徑纔將這一切表達出來。我們更不用說以實踐性和階級性爲特徵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了。馬克思在創立自己的哲學時就明確宣佈：在未來人類的解放事業中，“這個解放的頭腦是哲學，它的心臟是無產階級。”“哲學把無產階級當做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地，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做自己的精神武器。”(P15)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每個哲學家都是生活在一定社會關係之中，他的立場、思想總會具有一定政治傾向性，儘管不同的哲學家其政治傾向性的程度不同，有的哲學家一生中還有前後期等分別，但完全超越現實的“純粹”的哲學家，恐怕是很難找到的。
這就說明了哲學與政治關係的聯繫性、同一性，也許正是從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說哲學從骨子裏面都捲入了政治鬥爭的旋渦。但事情還有另一面，這就是哲學與政治的非同一性，它主要表現以下幾個方面。
哲學的相對獨立性。哲學是高懸於空中的，用恩格斯的話來說，哲學是“更高的即更遠離物質經濟基礎的意識形態”。(P249)就這點來說，哲學與政治學、法律學等社會科學不同。哲學雖然是在人類物質生產發展到了一定水平，有了“閒暇階級”後才產生的，但不能把它看成是直接受某種物質利益驅動的，更不能籠統地認爲它直接受制於階級的需要。黑格爾說過一句話：從物質利益的享受來講，我們可以把哲學叫做一種“奢侈品”。從這個意義上講，哲學與其他人類精神產品如文學藝術有類似之處，它的產生與存在是出於人類“高尚”精神生活的需要，它旨在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哲學對於人類物質利益享受來說不是必需的，但是對於人類精神生活來說，卻是最必需的，須臾不可無。
哲學的超越性。從文化發展史來看，哲學的產生繼承了古代人類的神話。哲學發展是在繼承前人成果的基礎上進行的。哲學與文學、藝術一樣，是人類長期實踐的結果，是人類思想文化的沉澱，它超越時代，不是某一階級的“專利品”，而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在哲學史中我們到處都能看到，哲學家們所創立的一些重要原理、命題，都具有超越性，適合一切時代，對不同階級人羣都是適用的，如貫穿於西方哲學中的關於個別與一般關係的原理，中國哲學史上關於天人合一的命題等，就是如此。而哲學家們所創立的哲學思維方法，尤其是辯證思維方法，則爲全人類提供了一種看問題、分析問題的科學方法，是人類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理論武器。古今中外有不少哲學家曾以不同方式和不同角度在不同程度上闡發過辯證法，這成了哲學的主要內容之一，它是人類十分珍貴的思想文化寶庫。這也是我們今天爲什麼還重視學習我國老子《道德經》、西方康德黑格爾哲學著作的原因所在。
哲學的科學性。哲學作爲一門科學，它有自己存在與發展的規律，這是不爲階級利益、政治所左右的。例如關於哲學的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古今中外哲學家根據當時自然科學知識的發展水平，根據自己所受的教育和掌握知識的狀況，以及自己的生活經歷，透過自身的聰明、智慧與才能，以不同形式提出了各種理論與看法，試圖揭示其普遍規律與意義。這裏特別要指出的，是哲學與自然科學的關係，恩格斯指出：隨着自然的發展，哲學會不斷改變它的形式。大家知道，近代西方哲學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所以出現了經驗論與唯理論之爭，歸納法與演繹法之爭，是由於把當時興盛的實驗科學與數學移到哲學上的結果。同樣，17世紀自然科學中力學的發展，使當時哲學中的機械形而上學方法佔了主導地位，哲學家用機械觀考察和看待一切事物，認爲“動物是機器”，“人是機器”。
2.堅持以科學分析態度看待實用主義
實用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曲折歷程，還有一個我們應該認真吸取的經驗教訓：是用一點論的形而上學思維方法，還是以兩點論的辯證思維方法來看待現代西方哲學。
毛澤東正確指出：我們無論是對待自己民族的傳統文化，還是對待外國文化，都要採取科學分析態度，不要肯定一切，否定一切。他在評論五四運動許多領導人物時說：“他們反對舊八股、舊教條，主張科學和民主，是很對的，但是他們對於現狀，對於歷史，對於外國事物，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P789)這是一種形式主義看問題的方法。
階級“決定論”和唯心主義“決定論”。從實用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歷程來看，初期主要偏重於客
觀的介紹上，即使有或褒或貶的兩個極端的評論，也爲數甚少。從總體上看，二三十年代對實用主義哲學的看法與評論，還是比較公正的，並未出現肯定一切、否定一切的嚴重傾向。到了50年代以後，形而上學方法猖獗，“文革”期間發展到極端。在對待實用主義問題上，一點論的形而上學方法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階級“決定論”。實用主義哲學產生於現代美國資本主義社會，是美國資產階級的“商業哲學”、“市儈哲學”，是美國資產階級追求最大利潤在意識形態上的反映，是爲美國資本主義服務的。這種哲學的階級性決定了其哲學理論是反動的，與無產階級意識形態針鋒相對，應該予以徹底批判與否定。這在當時似乎是毋庸置疑的邏輯。五六十年代發表的這類文章幾乎都是按照這種基調撰寫的。這種邏輯雖然很明瞭、簡便，但卻是一種簡單化、主觀武斷的思維方法。把哲學理論產生的社會基礎和階級基礎加以絕對化，變成了階級性決定一切，這是我們多數哲學工作者多年來分析與評價中外哲學家及其思想的一條重要標準。認爲代表先進、進步階級的思想家、哲學家，其思想、哲學理論就是先進的、進步的，是合理的、有價值的；反之，代表反動、保守階級的思想家、哲學家，其思想、哲學理論就是反動的、保守的，毫無合理和價值可言。這樣一來，把哲學產生的社會基礎、階級基礎同其哲學理論、思想完全等同起來，抹煞了它們兩者之間關係的複雜性。我們認爲，正確的看法應該是：有階級論，但不是唯階級論。中外哲學史表明，從階級性來看，有的哲學家雖然不是代表進步、先進階級的，有的哲學家甚至代表沒落階級，但並不排斥其哲學思想中包含合理的、有價值的內容，或真理的顆粒。
其次，唯心主義“決定論”。我們許多哲學工作者多年來在評價哲學家及其思想時，形成了一個固定、慣用的公式：唯物主義哲學家及其思想是進步的、革命的；唯心主義哲學家及其思想是反動的、保守的。雖然有人在文章、著作中加上“一般來說”這幾個字，但這也無濟於事。在這種教條主義公式指導下，當我們評價一個哲學家或哲學流派的思想時，首先看他（這個流派）屬於唯心主義陣營還是唯物主義陣營，然後先入爲主地找出他的一些言論，削足適履地納入反動或進步、保守或革命的框框之中，這樣當然無法真實地科學地反映哲學家的思想原貌，必然出現難以置信的歪曲。大家都很熟悉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的一段話：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事物、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觀方面去理解。所以，結果竟是這樣，和唯物主義相反，唯心主義卻發展了能動的方面。”(P16)列寧也有這樣一段名言：“聰明的唯心主義比愚蠢的唯物主義更接近於聰明的唯物主義。聰明的唯心主義這個詞可以用辯證的唯心主義這個詞來代替；愚蠢的唯物主義這個詞可以用形而上學的、不發展的、僵死的、粗糙的、不動的這些詞來代替。”(P305)事實已證明馬克思、列寧的論斷是正確的，同時也說明以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爲標準，來劃分哲學家及其思想的進步與反動、先進與保守，是不科學的。由於實用主義否認實在的客觀性，詹姆士把實在看作我們任意雕刻的大理石，胡適把實在看作任人打扮的女孩子，我們用上面所說的公式、模式去看待實用主義，抹煞其哲學合理內容，把它列入反動哲學的行列，這也就成爲必然的了。
以一分爲二辯證法看待實用主義哲學。我們以一分爲二的辯證法分析評論實用主義哲學，就會對其有一個全面的、正確的理解。這裏，我們不妨對實用主義哲學中的幾個主要問題略作剖析。
①析超越的“經驗論”。這是實用主義哲學的一個重要問題，杜威的《經驗與自然》一書作了詳細闡述。他的經驗論，又稱“自然主義經驗論”（或“經驗的自然主義”），反對傳統哲學中二元論、唯物論和唯心論。認爲它們都是“用非經驗的方法”，把主體與客體、心與物、經驗與自然割裂開來，將它們看作彼此獨立存在的實體，便產生二元論，把其中之一看成是最根本的、最原始的東西，另一個則是由它派生的，這便產生了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這種理論正如大家所指出的，詹姆士與杜威等人企圖以超越的手法，抹煞哲學的根本問題，製造出一種凌駕於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之上的“中立”哲學，走哲學的“第三條路線”，而實際上是以主觀唯心主義經驗論反對唯物主義物質論。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其經驗論包含的合理因素。詹姆士、杜威等人強調經驗與自然、人與物、主體與客體是不可分的、聯繫的統一整體，認爲經驗方法是能夠公正地對待“經驗”這個兼收幷蓄的統一體的惟一方法，是哲學思想的出發點。其目的旨在反對把主體與客體、經驗與自然割裂開來的“武斷的理智主義”的錯誤。“經驗乃是被理智地用來作爲揭露自然的真實面目的手段。它發現：自然和經驗並不是仇敵或外人。經驗並不是把人和自然界隔絕開來的障幕；它是繼續不斷地深入自然的心臟的一個途徑。”(PP3-4)“假使我們使人們注意到：自然與經驗還在另一種關聯中和諧地存在一起，即在這種關聯中，經驗乃是達到自然、揭露自然祕密的一種方法和惟一的方法。”(P1)杜威主張經驗與自然是緊密不可分的，人們透過經驗（經驗方法）去認識自然，經驗並不是從“外面”加到自然中去的，兩者原來就是內在地聯繫在一起的；透過經驗揭示自然的祕密，並使經驗自身獲得進一步發展。經驗是人與環境的交互行爲，是應付環境、改變環境的工具，經驗與思想是同一的東西，它是一種發展的、主動的、創造性的推理思想活動。以往哲學史有內部經驗（內省經驗）與外部經驗之主張，雖然兩者形式不同，但都是把經驗與自然、人與物、主體與客體分離開來。詹姆士、杜威關於經驗的論述，突破了經驗與自然、人與物、主體與客體的二元對立。這的確有其合理之處，它給人們更好地理解、認識主體與客體關係、人與自然關係，提供了一種深刻理論，是值得重視的。
②析有用的“真理觀”。這是實用主義哲學的核心問題，也是大家以往談論得最多的問題。正如大家所批評的：實用主義者把是否有效用當成真理的標準，那必然會否認真理的客觀性，走向主觀唯心主義真理觀。也正如許多學者所指出的：不能從真理是有用的，就得出有用的就是真理的結論。這從邏輯上來說是錯誤，例如，烏鴉是黑色的，但不能推出凡是黑色的就是烏鴉。但是我們認爲對實用主義的有用真理觀，還應該看其另外一面。在詹姆士、杜威等人看來，傳統的真理觀，無論是符合論，還是表象論都是錯誤的，因爲它們無法解決真僞問題。所以，他們提出有用的真理觀，其目的是爲了強調人們應從行爲效果來評判其真僞，否則，人們對於真僞問題就會無休止地爭論下去，永遠無法解決。雖然實用主義者說的實用、實效與我們講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是實踐，不能同日而語，但其合理因素也是不能忽視的。第一，我們無論從事任何工作，從事何種科學研究，總是以其結果的效用來衡量其成功與否（當然效用有大與小、眼前與長遠之分）；第二，正如大家指出的：儘管有用的真理觀是一種功利主義，但在不同社會、不同階級和不同人羣中，有不同的功利觀，應該承認功利無疑是現實社會的一種動力、一種助力器，這是人們無法否認的事實。
③析工具主義的“方法論”。在工具主義的方法論問題上，以往對實用主義者杜威的批評主要是針對以下兩個問題：第一，杜威在《經驗與自然》一書中，把作爲人們認識對象的自
然看成爲工具，這是唯心主義工具論；第二，杜威過分強調知識的工具性，勢必否定事物本身的價值，進而否定人類本身的價值，視人類本身爲工具。我們認爲，杜威的工具主義方法論，儘管存在上面所說的問題或缺陷，但應該承認其主要方面是合理的。杜威提出了人們認識事物或人們思維的五步說：疑問、問題、假設、推理、證明，並作了詳細論證。胡適將其概括爲“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雖然我們不能把它看作是認識事物、人們思考問題、解決問題惟一正確的方法，更不能誇大爲一種認識事物的普遍規律，但是應該承認他提出的方法論，是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和思考的問題，不能否認它對於人們認識、思考問題，特別是對自然科學研究的意義和價值。
④析實驗的“教育論”。作爲教育大師，杜威的實驗的教育理論影響甚大，儘管有人認爲：他提出的“實驗”的教育是試圖建立一種理想化的學校，在現實社會是不能實現的；他的民主主義的教育只是美國資本主義社會民主精神的體現。但他從教育的理論到教育的改革都作出了重大貢獻，這是無法否認的。我國解放前，特別是二三十年代，我們老一代的教育家所以重視杜威教育學說，並深受其影響，這除了時代的需要，即試圖以進步的現代教育思想改造舊中國落後、陳腐的教育制度與方法等原因之外，還同杜威教育理論具有豐富的、合理的內容也是分不開的。在杜威的教育學說中，他不僅從人類社會發展與進步這個角度說明教育的極端重要性，而且還系統地提出教育改革的主張。例如，他強調教育與社會的聯繫，認爲學校是一個小社會，培養出來的人才應成爲社會所需要的人才；反對學生“爲讀書而讀書”，“讀死書”，要求學生把所學知識與社會實際結合起來。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他對學校的管理制度、課程設定以及教學方法等，都提出了許多有益的探索與理論，直至今天都還很有借鑑作用。
馬克思主義不是封閉的，而是一個開放的體系。馬克思主義的產生離不開人類文明大道，同樣，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也離不開人類文明大道。它要不斷地吸收世界各國文明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豐富自己，發展自己。列寧說：“馬克思主義這一革命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贏得了世界歷史性的意義，是因爲它並沒有拋棄資產階級時代最寶貴的成就，相反地卻吸收和改造了兩千多年來人類思想和文化發展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P362)今天我們要推動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深入和發展，一方面要從實踐中吸收養料，投身到我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中去，吸收和總結我國改革開放時代億萬羣衆所創造的新鮮經驗；面向我國建設的主戰場，回答廣大羣衆現實中提出的問題。另一方面，要正確地看待現代西方哲學，全面、深入地進行研究，吸收其有價值的東西，豐富我們的哲學，發展我們的哲學。
【參考文獻】
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1卷[M].北京:三聯書店,195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毛澤東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列寧.哲學筆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約翰·杜威.經驗與自然:序[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0.
約翰·杜威.經驗與自然[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0.
列寧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