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9—1920)曾經指出，從總體上來說，中國科學“仍停留在純經驗的水平上”，“正統儒教除了對純粹的古物研究或者純粹的實用項目感到興趣以外，其他概無興趣”，[1]“中國缺乏中世紀後期的以及完全與科學相結合的歐洲企業’的理性形式”，[2]因此，儒學是一種“實踐理性主義”(practical reasonlism：實用理性主義)。[3]韋伯對中國有許多誤解和無知，但他把儒學界定爲實踐理性或實用理性的做法的確觸到了儒學的一個特徵，或者說，摸到了儒學的一支脈絡。韋伯對儒學的這一界定，在國內學術界曾被廣泛採用。
近代以降，中國傳統的實用理性主義邂逅到了西方的實證主義，於是，這兩種原爲不同層次、不同勢位的中西學說在中國近代思想家那裏得到了會通和融合。實用理性主義是歐洲實證主義學說在中國、流行和發展的思想前提和文化基礎，科學實證理論是樸素實用理性精神的意旨所歸。本文不擬對這兩種學說的體系架構和思想內容多用筆墨，而僅就中國的實用理性主義通往近代實證主義的線索略做梳理，以便從中尋覓近現代中西思想結合的心路歷程及其在文化轉型中的意義。;
一;
實用理性主義在中國有着悠久的傳統，所謂“以《禹貢》治河，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決獄，以《詩》三百五篇當諫書”，皆反映了儒學重實用而輕理論的致思趨向，崇實尚行，在先秦有荀子力主“知之不若行之”[4]的經驗論，至漢則有王充著《論衡》揭揚“疾虛妄”[5]和“見用實事”[6]的經驗論。唐代大儒韓愈用儒學的功利主義作爲闢佛的武器。宋明雖建構了以超然的形而上的“理”，但無論程朱還是陸王，皆反覆強調實踐、力行、踐履等經驗主義。另外，程朱一系的“致知格物”之說對明清實學也有積極影響。明清實學的基本趨勢爲經世致用，它恢復了一些原始儒學精義，加之西學刺激，一個反對理學“清談”、“務虛”，提倡“欲挽虛竊，必重實學”和“實學救世”的學風悄然興起，實學於明末清初蔚爲具有啓蒙主義色彩的一個重要的思潮。這一時期出現了一些力主實學的著名代表人物，如徐光啓“生平所學，博究天人，皆主於實用”，[7]羅欽順、王廷相、吳廷翰等人從唯物主義立場上宣揚實學。清初，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顏元、李恭等人提揚經世致用，至乾嘉年間統治者着意提倡考據學，故導致清代中期理學在思想界開始沒落的格局。可以說，以反對“玄學”(理學)、倡導實事求是的實用理性精神形成了有清一代的主要學術風氣，而且這種風氣又是在復興漢儒“經學”的招牌下進行的，故梁啓超說：“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簡單言之，則對於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而以復古爲其職志者也。”[8]近代伊始，襲自珍、魏源再揭“經世致用”之學，從而吹響了近代啓蒙運動的號角。嚴復既是中國實用理性傳統和經世致用思想的繼承者，又是力圖把中國的實用理性精神融會西方實證主義哲學的第一人，他不僅把達爾文的進化論介紹到中國來，還把實證主義引向中國，這在上適應了資產階級反封建的鬥爭，在上有利於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在思想和文化上推動了中國傳統“文化—意識形態”的轉型。
實證主義的創始人爲法國家孔德（Auguste Come，1798—1857），但其學說淵源卻來自於英國經驗主義的哲學傳統。實證主義學衍百年，歷經三代，是近代歐美最有影響、勢力最大的哲學流派。第一代實證主義的代表人物有孔德、斯賓塞、赫晉黎、穆勒(john stuart Mi11,1806-1873)等人；第二代實證主義主要是馬赫(Ernst Mach, 1838—1916)主義和實在主義以及實在主義在美國的變種—實用主義；第三代實證主義是本世紀20-30年代以後興起的新實在主義和實證主義。嚴復是西方天賦人權論、進化論和實證主義三大近代思想在中國的最早傳播者，除天賦人權論之外，如赫胥黎的進化論、斯賓塞的社會學和社會達爾文主義以及穆勒的認識論和邏輯思想等等，皆屬於英國實證主義的思想體系，是第一代的實證主義。胡適受業於美國實用主義大師杜威((John Dewey,1859—1952)，他向中國介紹的基本上是第二代的實證主義。幾乎與維也納學派同時，馮友蘭運用新實在論和邏輯實證主義的方法創立新理學，金嶽霖以羅素的新實在論撰寫《知識論》、《論道》、《邏輯》三書，建構起自己的哲學體系。馮金二人吸收和融合的是第三代的實證主義。
三代實證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皆有儒學的實用理性背景。嚴復初爲需生，後留學英國，他搬來英國經驗論的同時也繼承了中國的經驗論傳統，故強調一切知識起源於經驗，對經驗以外的本體存而不論，——他比較了中西哲學的本體論，認爲本體“理”具有“不可思議”性。這種割裂現象和本質的做法既有歐洲實證主義“拒斥形而上學”的影響痕跡，也有明清以來實學精神的鉻印，矛頭所向是封建主義的意識形態宋明新儒學。如嚴復批判陸王心學說：“凡不察事實，執因言果，先爲一說，以概其餘者，皆名此種。若以中學言之，古書成訓，十九皆然，而宋代以後，陸、王兩氏心成之說尤多。”“陸王心學，質而言之，則直師心自用而已。”[9]用經驗論批判理學空談心性的“心成之說”的心性本體論，是從顏、李到龔、魏以來的傳統。在儒家哲學的發展史中，宋明理學與原始儒學的最大區別就是確立了本體論哲學，這種不可感知不可驗證的超越的本體——“理”、“太極”，極大地削弱了原始儒學重實行、重人生和疾虛妄、輕玄談的實用理性精神。顏元號召人們要從程朱之道返回到孔孟之道上去，目的就在於要求恢復儒學“經世致用”的實學傳統。顏元曾諷刺“空談心性”的玄學家（“道學家”）們無異於“畫鬼”，按近代哲學術語來說，顏元用唯物主義經驗論反對理學心性論的鬥爭顯示出一種“拒斥形而上學”的實證精神，這種中國傳統的實證精神降至近代啓蒙思想家那裏便與西方反形而上學的思潮不期而遇了。認識到這一中西思想碰撞的前提背景，我們就能深刻解嚴復從英國搬來的實證主義的經驗和歸納方法爲什麼能被中國知識階層迅速領悟和接受的真實原因了。;
二;
五四前後期。胡適在宣傳杜威實用主義的同時自覺、明確地在東西方兩種實證主義學說中尋長結合點。美者格里德（Jerome. B. Grider）說：“當胡適接觸到杜威的思想時，他自己的思想早已很牢固地形成了，而且是不容易被推翻的。他從範縝、司馬光的不成熟的懷疑主義那裏學到的東西，以及透過嚴復的譯著對強調力量、能力的進取心的斯賓塞和赫青黎的瞭解，這兩者在他的理性氣質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大於後來他在杜威的實驗主義中所發現的有關理性——衝突問題的精妙論述。”[10]格里德還說：“在一些關鍵性的問題上，儒學家的反應和實證主義者的反應又是十分接近的，並足以使從這個學說到那個學說的跳躍成爲一件相當容易的事。”[11]這裏提出了二個問題:第一、胡適的思想主要來源於儒學和嚴復介紹的西方的進化論，而不是來源於杜威;第二、胡適在儒學和西方兩種實證主義之間“跳躍”，即從儒學走向實證主義並把二者結合起來。格里德以他敏銳的眼光所發表的見解是符合事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