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科學性問題是文藝理論節最爲關注的話題之一，下面是的論文範文主要是從俄羅斯形式主義與法國結構主義的文學性來研究，大家一起來看一下吧。
一、引言。
哲學領域的語言學轉向之後，文藝學界也試圖將文學理論與現代語言學理論相結合，走向一條追尋文學科學性的道路。從 1914 年伊始的俄羅斯形式主義到新批評再到結構主義等思潮無不如此。應該說，文學界科學性的追求與上世紀物理主義統一科學的使命是一致的。他們一方面反對主觀式的批評，一方面探索一種準科學式的分析方法。換句話說，是追求一種所謂的文學“理性”.然而，物理主義統一科學的失敗留給文學理論界一道思考題：文學科學化能走多遠?
當代加拿大文藝理論家諾思洛浦·弗萊(Northrop Fry)曾經說過：“文學是人文科學的中央分水嶺，它的一側是歷史，另一側是哲學。鑑於文學自身不是一個有組織的知識結構，批評家必須在史實上求助於歷史學家的概念框架，而在觀點上則求助於哲學家的概念框架。”[1](15)此觀點包含兩層意義：第一，文學研究離不開文學史的研究;第二，類似於黑格爾《美學》中所談到的概念，文學藝術最終必須讓位於哲學。同時，這個觀點也引發了另一種思考：文學在多大程度上是一門“科學”?
事實上，文學理論史上關於“文學科學性”的追求從上世紀初開始一直到現在，都喧囂塵上。那麼，文學是一門科學嗎?文學科學性的具體表徵是什麼?本文認爲，文學不是物理學概念上的“科學”,文學的科學性不在於形式化其結構，恰恰相反，文學的科學性應該體現在表徵多元意義的張力場上。本文將回顧俄羅斯形式主義以及法國結構主義的文學科學性追求理路並探究這兩種文學思潮在文學準物理科學性追求失敗的原因。
二、文學性等於科學性嗎?.
現代文學理論中的科學性追求始於俄羅斯形式主義，而俄羅斯形式主義又肇始於羅曼·雅柯布森(Roman Jakobson)的語言學理論。1914 年，雅柯布森和鮑里斯·托馬舍夫斯基(Boris Tomashevsky)爲代表的學生組織成立了“莫斯科語言學學會”以及後來在彼得堡成立的“詩歌語言研究會”,其目的是促進語言學和詩學的融合。“他們的理論研究的中心，並不是要建立某種獨特的文學理論研究方法論，而只是認爲文學是一門獨立的學科，應該按照科學的方法和觀點來研究文學的特殊性。”[2](261)俄羅斯形式主義努力想擺脫主觀哲學以及美學爲主導的傳統詩學，即傳統的以文學史研究的方式研究作者的背景、生平、社會環境等，建立一門獨立的、科學的學科。
雅柯布森指出，“文學科學的對象並不是文學，而是文學性(literacy)，即它使一部既定作品成爲文學作品。”[3](192)此處的文學性指的是文學語言技巧。文學的這種科學性，法國批評家託多洛夫(Todorov)一針見血地指出，它是一個抽象範疇及其相互作用的規律，研究的對象已經不是文學作品本身，而是“手段”.
在他看來，人們對文學科學的誤解來自於兩方面：第一，所謂“自然科學”的排斥(託多洛夫認爲這只是科學的手段);第二，唯美派的反對褻瀆。[4](377-378)雅柯布森把文學研究的對象框定爲“文學手段”,即文學作品的材料以及將這些材料組織成爲審美客體的藝術程序。
喬納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對此評價頗高。他說：“‘文學性’這個概念的重要性不在於爲界定文學提供一種標準，而在於爲理論導向和方法論導向提供了一種工具，人們利用這個工具，能闡明文學最基本的風貌，並最終指導文學研究。”[5](86)雅柯布森的文學性理論發展過程中也同樣吸收了索緒爾(Saussure)的結構語言學理論，那麼爲什麼吸收了語言學理論的“文學性”概念就變得“科學”了呢?
雅柯布森對此有過論述，在他看來，詩學本身就是語言學的一部分：“詩學研究語言結構的問題，正如對畫的分析要涉及畫的結構一樣。
既然語言學是一門關於語言結構的普遍性的科學，詩學就應當被視爲語言學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6](171)因此，他不認爲文學的科學性是打了語言學是科學的擦邊球，文學涉及價值判斷的評價不能代替語言藝術的學術分析。爲了描述文學科學性，雅柯布森重新定義了語言的基本功能，而詩學研究只是其中一項，即詩性功能。而語言的六種功能對應着六種基本要素，我們可用下圖來表示：
我們不難看出，雅柯布森的理論取向是 強調語言學對詩學的指導作用，他重視語言問題，但並非因爲語言學的科學性而使文學性概念具有科學化傾向。簡言之，以雅柯布森爲首的俄羅斯形式主義只不過徒具了“科學”的形式而已，而並不是真正的科學。事實上，形式只不過是文學的一極，甚至不是最主要的一極，換句話說，文學最重要的東西並不在於形式。巴赫金對形式主義的評論是恰如其分的：
“毫無疑問，形式主義本身一方面是針對舊俄國藝術理論中佔統治地位的內容美學的激烈反應，另一方面又是實驗精神、對語言學問題的濃厚興趣、改造舊的藝術心理和藝術程式等的極端表現。”[7](16-17)可以說，雅柯布森等人借鑑語言學理論指出文學研究的目的“文學性”揭示了文學或語言歷史的內在規律，使得確定文學系統中的每一種特殊的變動特徵成爲可能。但是，文學作品的形式不是語言藝術審美的全部，巴赫金進一步評論道：
“文學作品的形式不可歸結爲修辭手段的總和。文學創作中的形式，不是幾何的機械的概念，而是有目的的、有目標的概念。形式不僅是實有物，更是預設物;而手法只是形式目的性的物質體現之一。每一修辭手法或所有修辭手法的總和，都是一部作品、一個學派、一種風格實現完整而統一的創作任務中的功能表現。”[7](9)如何界定“科學”這一概念一直困擾着哲學家和科學家們。他們力圖找出一個本質主義定義，但毫無疑問是失敗的。我們只能籠統地說，科學是描述客觀規律的學科體系。值得一提的是，“科學”一詞在近代日本以及歐洲，從詞源上講都更接近自然科學。尼采把科學看做是一種社會的、歷史的和文化的人類活動，旨在發明一種自然規律。哲學家保爾·卡爾·費葉拉本德(Paul Karl Feyerabend)則認爲“科學主義相信科學能最終解決所有人類問題，或者發現隱藏在我們感覺經驗到的日常世界背後的某些真實世界的隱藏真理。”[8](12)因此，科學是一種描述客觀世界的自然規律的學科知識體系，其結論必須透過實踐檢驗和邏輯論證。科學方法包含以下重要元素：嚴謹的觀察、構建假說並驗證之、對新資訊新點子的開放性、自願接受他人的經過驗證的成果以及質疑和探究。科學法則是用來描述自然界中發生了什麼的不變的、恆定的自然事實。從不同的特定的事件中發展出普遍的原則的方法稱爲歸納;其逆向過程稱爲推理(deductive/ deductive reasoning)。科學的核心有幾點是必須具備的：第一，客觀理性，即以充分實踐爲基礎;第二，可證僞，即人們可以論證這門學問的適用性;第三，普適範圍，去除其相對錯誤的部分;第四，普遍必然性，即能解釋普適範圍內的所有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