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描述漢唐之間民族音樂進入宮廷樂府的途徑、形態、演變的情況以及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特點，並論述民族音樂在樂類的產生、曲調的演變、歌辭內容和體式諸方面對樂府詩史的影響，以此說明少數民族音樂文化與樂府藝術、樂府詩史的密切關係。
關鍵詞：樂府；民族音樂；影響；樂類；曲調；曲辭
樂府詩是盛行於漢唐間的音樂文學形式，它與之所依附的音樂、舞蹈共同形成爲一種綜合藝術形態，音樂是樂府藝術的核心要素。樂府音樂的發展、變遷直接影響着樂府詩史的軌跡。考察樂府音樂史，我們會發現它與少數民族音樂文化關係密切。本文以宋人郭茂倩編纂的《樂府詩集》爲主要文獻，藉助相關史料，論述漢唐問民族音樂進入宮廷樂府的途徑、形態、演變以及民族音樂影響樂府詩史面貌形成的多方面表現。
早在先秦，民族音樂就已進入中原。《周禮》記載周王朝專門設有“輥糕氏”負責掌管“四夷之樂”。又據《禮記·明堂位》，魯網祭祀周公所用音樂中包括東夷之樂《昧》和南蠻之樂《任》。此時的民族音樂主要是作爲周王朝或諸侯罔祭祀樂的一部分，帶有一定的政治色彩。
漢初以來，民族音樂舞蹈逐漸活躍於宮廷中。《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記載劉邦初爲漢王，爲平定三秦，發動居住在閬中(按：故城在今四川閬中縣西)渝水邊的'夷人蔘戰，夷人不僅英勇善戰，而且“俗喜歌舞”，劉邦多次觀看，讚美日：“武王伐紂之歌。”命令宮中樂人學習，因夷人所居之地渝水而稱之爲《巴渝舞》，這支舞曲被看做是“古兵法舞樂”。在漢代宮廷中音樂地位較高，後來漢哀帝因不喜俗樂而裁撤樂府時，依然保留了“巴渝鼓員三十六人”。據《晉書·樂志》，漢時這一舞曲共有四篇歌辭，漢高帝作，文辭古奧，漢以後無人能解，歌辭不存。曹魏初期，王粲改做新辭完成後嘗試合樂，並參考了巴渝帥李管、種玉的意見。王粲的四篇歌辭有“述魏德”的內容，頗有廟堂之音的味道，但主要還是用在朝廷舉行的宴會上，所謂“武力既定，庶士鹹綏。樂陳我廣庭，式宴賓與師”。其中描寫《巴渝舞》表演的情形：“材官選士，劍弩錯陳。應桴蹈節，俯仰若神。”說是應着鼓點的節奏，舞者手執劍和弩，或俯仰，或交錯而行，可以想見舞蹈充滿熱烈的氣氛。至西晉，傅玄爲《巴渝舞》又造新辭，並改樂名爲《晉宣武舞歌》。從歌辭來看，西晉《巴渝舞》的表演同樣手執戈矛劍弩，“進退疾鷹鷂，龍戰而豹起。如亂不可亂，動作順其理，離合有統紀。”舞者動作迅捷，極有力度，如鷹如豹，整齊而富於變化。本爲夷人歌舞的《巴渝舞》後來雅化爲儀式樂歌，用於祭祀，歷代沿襲，僅改樂名，曹魏黃初年問爲《昭武舞》，西晉爲《宣武舞》，南齊時爲《宣烈舞》。這些舞曲在《樂府詩集》中已被列人宗廟祭的l“雅舞”之列了。由“雜舞”而升至“雅舞”，雖然舞容相襲，但音樂地位提升，音樂性質改變，曲調上可能也有變化，我們看王粲和傅玄所作《巴渝》舞辭，雜言相間，體式變化靈活，而至雅舞曲辭幾乎全爲刻板整齊的四言，如果歌辭體式和曲式之間存在對應關係，那麼，後世進入“雅舞”系統的《巴渝》曲調也必然雅化了。
與《巴渝舞》被直接引進宮廷不同，樂府中源於北部少數民族音樂的重要樂類——鼓吹曲是經由民間進入樂府的。《樂府詩集》引劉璩定軍禮：“鼓吹未知其始也，漢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鳴笳以和簫聲，非八音也。”閉《漢書·敘傳》：“始皇之末，班壹避地於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羣。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後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年百餘歲，以壽終，故北方多以‘壹’爲字者。”樓煩漢時屬雁門郡，故地在今山西神池、五寨二縣內。《漢書·匈奴傳》記載晉文公時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漢興後，在樓煩一地和匈奴有過多次交戰，可見，匈奴居樓煩歷史很久了，這一帶自然流行着胡文化。班壹漢初在此地活動，經營財富，聲勢浩大，在他出行的隊伍中出現了“鼓吹”。“鼓吹”所用樂器簫和笳並非中國傳統的“八音”，從產生地域和使用樂器可斷定它淵源於胡樂。今所存漢鼓吹曲《漢鐃歌》中《上邪》《有所思》表現愛情真率熱烈而樸素，還有《雉子班》這樣的寓言詩，加之體式靈活，確有民歌特點，顯然，鼓吹在進人宮廷前曾流傳於民間。東漢時，鼓吹曲被列入“漢樂四品”之一，稱爲“黃門鼓吹”，用於帝王招待羣臣的宴會上，這時的鼓吹依然還是娛樂音樂。但至三國時代，魏、吳各造新辭，稱頌功德，語言典雅刻板，已然失去漢鐃歌多變的形式和活潑的風格，形同廟堂之音，發展出了雅樂鼓吹的新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