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人類行爲的研究不僅是人類認識自身的要求,也是構建人類知識和社會制度的基礎,韋伯的社會行動理論是討論人的行動方式的標杆.下面是小編蒐集整理的相關內容的論文，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摘要：馬克斯•韋伯不僅是一位社會學家，而且也是一位文化理論家。他在對資本主義精神起源的探索中，討論了文化與經濟、社會和宗教的關係。其學術思想的核心是強調“合理化”對社會發展的巨大作用。面對“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所引發的價值衝突，韋伯對西方文明的發展前景作了悲觀的預測。但他也指出，當“價值理性”沒有形成或者沒有能夠推動“工具理性”發展時，社會進步是無從談起的。
關鍵詞：馬克斯•韋伯;宗教社會學;合理化;價值理性;工具理性
引言
馬克斯•韋伯是德國著名的社會學家、政治經濟學家，是西方宗教社會學的創始人之一。20世紀80年代其思想傳入中國。韋伯的思想主要包括社會學理論、政治經濟學理論以及宗教社會學理論。受到所處時代的制約，他的社會學思想帶有明顯的“西方優勢論”特徵。但他在討論資本主義的本質時，並沒有單一地從某一個層面來分析，而是透過考察文化與經濟、社會和宗教的關係來進行綜合分析。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他探討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問題。
一、韋伯對資本主義經濟倫理的分析
1.韋伯是一位富有民族自豪感的社會學家，他指出，資本主義在東西方很多地方都曾經出現過，但是唯獨在西方能夠得以保留和發展，原因就在於西方有着自己“獨特的精神氣質”。而這種獨特的精神氣質來自西方國家特有的“合理化”的社會執行規則。這裏的“合理化”可以被理解爲合乎理性的進程。無論是從經濟、政治，還是從科技的層面來看，這種合乎理性的行爲方式對推動社會發展都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這正是韋伯思想的核心。
2.文化的“合理化”是實現社會“合理化”的原動力，只有從經濟和宗教問題入手，探尋它們與文化之間的深層聯繫，才能更清楚地瞭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原因和歷程。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提到了富蘭克林的一段演講，演講的核心思想是告誡青年人做生意時要誠信經營、生活上要量入爲出、做人要謹慎誠實。韋伯認爲，這段演講所闡述的正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必不可缺的“至善”美德，市場的交易應當建立在這些美德之上。
3.在韋伯看來，不能爲了獲取最大利潤而不擇手段。他認爲追逐利益本身與資本主義並無關係。韋伯指出，不管在什麼樣的國家，利益都是人類無法抗拒的誘惑。理想的資本主義社會應當具備的要素有：合理的自由的勞動組織、以消費爲指向的理性交易形式、家計與家庭的分離、理性的賬簿記賬形式。而在這些要素之上，必須有一個確定的經濟倫理，這個確定的經濟倫理實際上也就是在歷史和社會的影響下所產生的文化理論，它是資本主義的“合理性”得以實現的基礎。富蘭克林給商業設定了一個倫理規範，實際上這種規範就是建立在宗教倫理基礎上的經濟倫理。當資本主義經濟開始形成的時候，人們必須面對這樣的變化：安逸的生活被破壞、田園牧歌式的生產遭到瓦解、農民開始進城務工。
4.在新的經濟環境下，人們無法再過悠然自得的生活，維持生計的本能讓他們走進了工廠。韋伯在調查之後指出，在工業化生產中，天主教徒往往工作態度單純並且創新不足。他們用消極的眼光看待商家和實業家，對商業回報缺乏信心。他們的文化背景使得他們無法在工廠中獲得技術職位，如此，他們在現代化的商業競爭中便明顯乏力。而透過從路德宗提出“天職觀”到加爾文宗提出“入世的禁慾主義”的一系列改革，上帝在人們心中逐漸成爲一個全知全能的神。人們認爲，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安排好的，包括誰會成爲上帝的寵兒。將“預定論”轉化成充滿入世精神的“天職觀”，有助於人們專注於世俗活動。人們努力增強自身的能力，以消除“我不是上帝的寵兒”的焦慮。人們相信，越是過富足的生活，就越容易得到上帝的賞識。因此，人們熱心於鑽研，並且富有創造力。人們不僅創造了經濟效益，而且還展現了一種新的精神。人們不再認爲“錢是罪惡的根源”，他們相信可以透過賺錢來體現自己的價值。新經濟時代的到來使韋伯看到了新的精神、新的倫理。
二、韋伯“合理化”宗教社會學思想的建構
(一)宗教的“祛魅”過程
1.1宗教改革終結了教會的黑暗統治，改變了宗教神祕化、儀式化的執行機制。“因信稱義”的教義讓宗教變得不再神祕莫測，人人都可以得救的信念逐漸深入人心。人們認爲，除了可以在教堂和儀式中感受上帝之外，還可以在生活的各個層面感受上帝的榮耀。“真正的清教徒甚至會拒絕在墳墓前出現宗教儀式的任何跡象，在埋葬至親至愛的人時他們不需要輓歌或者其他形式，爲的是杜絕迷信，消除那些透過巫魅和聖禮的力量獲得救贖的觀念”[1]103。韋伯將這一改革稱爲“祛魅”。
1.2路德的宗教改革和後來加爾文對宗教教義的顛覆性修改，使得清教徒能夠在宗教思想的指引下找到自己的人生出路，並且在工作中看到自己的價值，從而實現其得到上帝恩賜的願望。由於宗教信仰和宗教實踐實現了個人化，宗教思想對人們日常行爲的影響就化作了人們共同的文化修養，清教徒誠信、道德並且能夠恪守己任。宗教的“祛魅”在西方社會發展進程中作用舉足輕重，宗教的力量完全被世俗化了，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文化世界觀將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進程推進到一個“合理”的階段，同時，宗教的“祛魅”也深刻影響着社會各個領域的理性化進程。
1.3“祛魅”的偉大之處在於其指引人們將信仰和理想最終都落實到了“勞動”上。對於新教徒而言，勞動不是服役，不是沉重的負擔，而是他們樂於從事的一項活動，勞動讓他們變得光榮。人們不再從複雜的宗教儀式中得到慰藉，而是在日常勞動中與上帝進行交流。人們在勞動中找到樂趣，勞動使他們的心靈得到慰藉。勞動是人類進步和社會發展的動力。這種來自宗教的約束力使得人們忙而不累，這種“特殊的精神”推動資本主義實現了快速發展。
(二)入世的禁慾主義
2.1雖然路德等人並不將喚起“資本主義精神”作爲其奮鬥的目標，但是，在宗教改革的過程中，由於他們強調“因信得救”，並且將響應神的號召與從事世俗的職業在語言表達上進行統一，職業便具有了“由神所交付的使命”這一意義[2]。“天職觀”旨在使教徒相信，只要完成了在世俗生活中所從事的使命，專心於自己的工作，恪盡職守，便有機會得到上帝的.恩賜。但是路德並沒有將這一教義(即“天職觀”)引向“資本主義精神”，而僅僅是在“祛魅”後對人們的宗教生活進行指導。加爾文將與宗教事務相關的責任和儀式都與日常行爲方式聯繫起來，這就使新教徒具有了入世的精神。
2.2對於新教徒而言，金錢不再是中世紀宗教強調的“罪惡的根源”，而是證明自身價值的證據，經濟上的成功能夠幫助他們確立“上帝的選民”這一身份。在社會生活中，這種宗教精神就是經濟發展的推動力。人們可以竭盡全力爲自己爭取財富，但這並不意味着可以爲了獲取金錢而不擇手段。上帝的命令是：你必須爲上帝而辛勞致富，但不可爲肉體和罪孽如此[1]164。財富可以讓上帝更加榮耀，但人們並不能因爲擁有財富而過驕奢淫逸的生活，積累財富只是人們證明自己有資格做“上帝的選民”的途徑。在韋伯看來，這種理性的世俗化的宗教倫理是合理的，新教徒透過嚴格要求自己和艱苦奮鬥，是能夠積累財富的。倡匯入世精神讓人們找到了消除自己不是“上帝的選民”這種焦慮感的途徑，人們在工作中看到了自己的價值，從而將更多的精力投入理性工作。宗教改革使大多數人成爲自由勞動力，他們不爲教會所控制，“天職觀”激勵着他們去追求財富。這種情況又爲科技的發展提供了可能性。
2.3韋伯實際上並不把科學和宗教視爲兩種完全不同的事物，韋伯認爲它們是分別在理智和情感這兩個領域起作用的事物[3]。情感在某種程度上能夠決定理智，這種有宗教信仰的“律己”情感，使新教徒形成了特有的文化觀，他們嚴格遵守誠信和勤勞的原則，在“理智”的運用中立於不敗之地。
三、對於韋伯文化觀的評價
3.1從前文的分析可知，韋伯從經濟和宗教問題入手所闡述的，實際上是一種文化倫理。由於受到所處時代的限制，韋伯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定的侷限性。學術界對於韋伯的思想向來褒貶不一。對於韋伯的思想，中外研究者都給予了高度重視，他們常說的一句話就是：你可以有你的看法，你也可以反對他，但是，你絕對不可以繞過他，包括他的思想和方法論。韋伯在對“祛魅”的闡釋中，不但指出了它對於社會發展的積極影響，而且也指出了文化理性化之後呈現的價值衝突。“祛魅”本身就是“理性化”的過程。“祛魅”使宗教的價值開始瓦解，自此，宗教的神祕感不復存在。
3.2在《經濟與社會》一書中，韋伯根據“目標”和“手段”的關係將人類有意義的行動劃分爲四類：第一類是工具理性的，決定於對客體在環境中的表現和他人表現的預期，行動者會把這些預期作爲“條件”或者“手段”，來實現自身的理性追求;第二類是價值理性的，它決定於對某種包含在特定行爲方式中的無條件的內在價值的自覺信仰，行動者只追求這種行爲本身，而不去管具體的結果;第三類是情緒的，它決定於行動者具體的情感和情緒狀態;第四類是傳統的，它決定於行動者根深蒂固的習慣[4]。上述是韋伯基於自己“理想型”的研究方法對人類有意義的行動所作的區分。
3.3前兩類主要涉及對社會的分析，後兩類主要涉及對個人行爲的分析。“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本身就存在着矛盾，而當理性的社會制度凌駕於“價值理性”之上的時候，就會導致自由和意義的喪失。文化的“合理化”會讓原本統一的宗教世界觀變得雜亂，人們將自己的價值判斷作爲行爲準則。人們因爲文化觀不同而相互爭辯，人們對各種行爲的理解發生衝突，這最終導致了文化的分裂。“工具的理性”使人們陷入一種官僚的、以目的爲導向的行爲方式，人們進入了一個新的社會“鐵籠”。因此，韋伯在《新教倫理》一書的結尾對西方文明作了悲觀的預測：“專家們失卻了靈魂，縱情聲色者丟掉了心肝;而這種空殼人還浮想着自己已達到了一種史無前例的文明程度。”
3.4[1]184韋伯在探尋資本主義發展的推動力時，並沒有從經濟理論出發，而是從文化和歷史因素入手，最終在器物和制度層面展開討論。在韋伯看來，資本主義能夠在西方實現發展是因爲西方有“特殊的氣質”，西方人的自律藝術是推動社會發展的軟實力。那麼，爲什麼在亞洲國家，比如中國和印度這樣的文明古國，資本主義沒有發展起來呢?韋伯指出，在中國，幾千年來儒學在規範人們的行爲和思想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的倫理價值不遜色於任何宗教教義。我們暫且不討論韋伯將儒學與宗教相提並論是否恰當，單就儒學的社會功用來看，它的主張的確被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作爲行爲準則。儒學所提出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規劃完全可以將社會推向“理性化”。但是，中國人不關心形而上學，因而也就無法擺脫傳統的束縛[3]163，“價值理性”也就無法轉化爲“工具理性”，由此導致了思維和現實之間的差距。例如，中國的數學研究雖然很早就已經涉及三角學領域，但後來卻因爲相關知識沒有得到廣泛運用而出現衰退。中國的宗教不重視理論思辨，也缺乏對形而上學的關心，道教的“無爲”和佛教的“輪迴”把人們帶入了一個虛無的世界，“出世”精神導致中國的宗教對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推動作用並不顯著。
參考文獻：
[1]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2]孫碩，劉晗.從韋伯的宗教社會學思想看資本主義發軔於西方的精神動力[J].河北青年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13(2)：39-41.
[3]蘇國勳.理性化及其限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29.
[4]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