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三十年的音樂教學改革實踐,爲音樂教育理論創新營造了科研的氛圍,提供了豐厚的“物質材料”。從音樂教育應該以什麼爲核心的討論、到器樂進課堂的實施;從“唱歌是音樂教學的主要內容”演變爲“唱歌是音樂課的重要內容”,到給學生一個完整的音樂天地觀點的確立;從參與性音樂教學的實踐到“以興趣愛好爲動力”、“面向全體學生”等基本理念的提出,無一不是音樂教改實踐中的熱點課題。所不同的是:音樂教育理論創新的成果形式是不拘一格的,是多樣化的。它可以是國家頒佈的有關音樂教學檔案(如教學大綱、課程標準),也可以是某項課題成果;可以是一本專著,也可以是一篇專題論文。而重要的是:音樂教育理論創新的成果必須要具有新觀點、新見解和新的內容,既不是重複他人的已有成果,也不是自己原有成果的複製。必須具有這種“新”的品格,才能引發並提升人們對音樂教育以新的認識,從而產生新的有價值的音樂教學行爲方式,以推動整個音樂教育的進步。由此可見,有價值的理論創新既來自音樂教學實踐,但經過理性昇華,又反過來指導了音樂教學實踐。是一種相輔相成的辨證依存關係。
當然,音樂教育理論的創新並不是脫離已有成果而構築的'空中樓閣,也不是漫無邊際的奇思異想。它的合理性正來源於對整個人類文化(特別是音樂教育文化)歷史積澱的科學繼承。所以,對在原有音樂教育理論成果揚棄基礎上萌發的新理念、新思想,是創新的又一品格。沒有幾十年對音樂教學法的構建和運用,就不可能有今天的音樂教育學;沒有一系列音樂教學大綱的建設,也不可能出現今天的《音樂課程標準》因此,我們在音樂教育理論創新過程中,必須重視對以往優秀成果的學習和借鑑,要善於在傳統的沃土上,萌生出具有生命力的理論幼苗。這種成果的品質既有別於脫離歷史和現實的空想,也不同於對文獻資料的生搬硬套,而是對傳統音樂教育觀的一種超越。
音樂教育不是一個封閉的操作系統,而是整個人類精神文明構建體系中的有機組成部分之一。它既有着文化藝術品格的體現,也具備憊識形態的諸多特點。從一首歌的教唱、一首樂曲的演奏,到一件音樂作品的欣賞,無不都滲透着多種人文學科的因素,而從本質特徵來看,它們又都是人類精神文化現象的不同顯現。相互作用.相互影響,是在所難免的。從這種意義上說,音樂教育決不是“音樂+教育”的總和,音樂教育的理論創新自然更不應該侷限於音樂和教育這塊狹窄的思維天地,而應該把目光投放到整個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領域,以宏觀的文化視野來審視和思考音樂教育現象,這樣所產生的新成果才能適應時代的要求。例如《音樂課程標準》中提出“音樂課是人文學科的一個重要領域”、“理解多元文化”、“提倡學科綜合”等,正是基於上述客觀現實所提出的一些新理念。把音樂課作爲“人文學科的一個重要領域”雖是一個在理論上早已解決了的問題,但是面對“以人爲本”的21世紀的諸多現實,面對“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總任務,音樂課人文屬性的迴歸和重新定位,頗有現實意義。“多元文化”本身既有哲理性,又有包容性,它雖然已運用在其它學科的理論表述,但移植借鑑到音樂教育理論中,仍然具有創新的因素。“學科綜合”是對上述理念的實踐轉化,更爲音樂教育帶來了新內容、新方法。
從上述分析中,我們深深地感悟到:音樂教育理論創新不僅要貼近時代,以更好地爲現實的音樂教育改革服務,而且還要開闊視野,廣徵博採。這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學術信念,不僅着眼於整個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範疇,而且也應該組涵着對全世界音樂教育文化的有分析地借鑑和吸收。改革開放二三十年來,我們先後引進和學習了奧爾夫、柯達伊、達爾克羅茲和鈴木鎮一等有影響的國外教學法,開闊了我們的視野,激活了我們的思維,對推動音樂教學改魚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如果作爲音樂教育理論的學習借鑑,則令人感到在消化吸收的基礎上,創造出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音樂教學方法和理論方面,研究工作比較薄弱,成果也不夠豐碩。應該說,比較音樂教育研究在走過了一段輝煌的歷程之後,今後面臨着理論研究介人我國現實的出新任務。
當然,在學習借鑑國外音樂教育理論成果方面,也有一些比較成功的範例。例如《音樂課程標準》在制定過程中.不僅總結了我們學習國外音樂教育方法和理論的經驗。而且還參考了一些國家的音樂乃至藝術教育檔案。在其指導思想中明確了以“隨着國際音樂教育交流活動的日益增多,國外一些可供借鑑的音樂教育思想和教學體系介紹和引進”爲前提之一,在課程價值、課程目標和內容標準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吸收和借鑑了國外的某些先進教育思想和教學方法。這些開放型的研究思路,對我們今後的音樂教育理論創新還是很有啓發指導意義的。從人類的音樂教育發展史來看,理論創新永遠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以強烈的事業心對音樂教學實踐不懈地進行思考,以科學的態度對音樂教育大膽地進行理論探討,無疑應該成爲21世紀音樂教育工作者的神聖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