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世界的文化格局，基本上已經以西方的文化爲主導。從人文意義上看，自由、平等、民主等等詞彙確係自西方的文化 體系傳入，那麼所謂中國的現代文明，某種意義上也就指西方文明。雖然今天“現代文明”這類詞彙帶有強烈的積極色彩，然而在民國時期，卻是極度敏感的字眼。
應該說，這種敏感實際上正源於東西文化的論爭。西方文化，在今天，是去粗取精的問題，而在當時卻是你死我亡的問題。新文化運動一直作爲中國近現代文化與傳統文化的一種歷史分野，而實際上，這個分野所決定的，幾乎正是西方文化的去留。中華古代文明2000多年的傳統文化從未斷流過，經歷周代的百家爭鳴後，雖有墨家法家的短暫稱霸，然而最終確立起儒家倫理的理性爲核心的文化格局，這種格局下，由內而外的人格塑造雖然一開始就牢牢地鎖定在士階層身上，然而內聖外王的上以化下的實現形式以及中國古代政治格局教化的人文要求，都把這種理性推及整個中華的文化版圖中，即使番邦外國，也自漢時便來朝貢，他們所持的文化態度，也正是中華文明的文化態度。歷代知識分子中的精英無不將這種態度視爲一種使命感所賦予的特殊榮耀，然而值得思索的是，1919年，將批判矛頭指向這個態度的正是漢族知識分子中的文化精英，正是他們讓這種綿延接續的文明發生了斷裂和改向。他們的身上無不帶着傳統文化的烙印，對家國復興和百姓安樂的使命感本是儒家文化的政治訴求，在清帝國奄奄一息的國運中，這些傳統文化培養出的精英以龐大的熱忱和決心竟然超越了儒家知識分子的政治理想所賴以生存的帝制國體，成功完成了對自身階級侷限的突圍，正是留學西方的短暫經歷，這短暫的幾年，對中國文化和政治所造成的震動和改變卻是驚人的，而中國文化來消化這些震動和改變卻一直持續到今天。這樣講，確有片面誇大之嫌，然而縱觀中國文化長河，正是從1919年起，傳統文化下的文化格局開始迅速離析解體。
而自由、民主、平等這些普世價值也迅速擊潰那些搖頭晃腦的之乎者也，成爲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文化的第一印象。新文化運動的激進派也正是爲着這個印象才堅定地想要除舊佈新，甚至於舊的全部捐棄，陳獨秀認爲西方文明更適合於時代之要求，因而“西洋文明遠在中國之上”。若非有對西方懷有極其美好的想象，則難有此種決意。中國近代史的國門是由西方的堅船利炮開啟的，於是清政府中的一些開明人士草草地開始了中國近代第一批重工業生產，約30年而悉數破敗，當時的知識分子大抵也都開始意識到一種文化上的危機感，目光從工業轉向民智。那麼民主和科學便成爲一種新的圖騰。
於是西方由兩希傳統而來的人人平等便吸引着他們，陳獨秀也好，李大釗也好，莫不幻想過黎民百姓從土地中直起腰來，像西方國家的公民一樣，當家作主，每個人反過來決定統治者甚至國家的前途和命運。魯迅是由礦務學堂而直接留日的，當時的日本正處於轉型期，幾乎每天都有新的變化，而回望萬馬齊喑的中國文化界，皆不出仁義道德字裏行間的“吃人”，於是對傳統文化開始口誅筆伐。革命這個詞彙，便成爲一種前沿的人格實踐和政治理想的實現手段。這種對傳統的決絕和對西方的嚮往，正是從政治理想開始的，其實這個姿態也正是傳統知識分子的姿態。因此，在20世紀初的中國，各種譯介西方文化、學術、文學的刊物和書籍層出不窮，曾經留學西方的知識分子回國後也常常加入到這場熱潮中成爲中堅力量，而不曾出國到西方的`人，則大嚼特嚼這些刊物和書籍，於是當時的中國文化界和思想界，人們以自己的救亡熱情和政治憧憬組成了一幅幾乎覆蓋了整個中國的西方文化圖景。很難說這個圖景的真實性和可靠性，但是它的的確確把中國傳統文化的滯重和迂腐瓦解殆盡，它將這種思想解放的果實無差別地分佈給各個階層的人，使每個人都將自己的命運同民族的未來聯繫起來，一種主體意識開始在中國民間確立，即使這個圖景的構建從來沒有經過對西方從古希臘以來的理性傳統做以細緻考察，更沒有對希伯來基督教精神進行哲學分析，然而這種否性現實的現代主義精神又的確是與西方現代精神合拍的。
所以說，中國近代對西方文化的認知更多的不是話語還原而是一種再造想象，但是這種想象帶來的新變卻恰好是正面的、合時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