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在中國詞史上的地位不可磨滅。本文從其思想、人生觀、文藝觀等入手，並透過其作品的風格創新、特色、意境、詞學淵源及其詞學改革、流派、歷史影響等方面的分析，較爲完整地剖析其整個詞學體系的嬗變過程和詞學創作的脈絡，對其在中國詞史的重要地位和貢獻略作芻議。
蘇軾(1037—1101)，字子瞻，別號東坡，北宋著名的文學家、詞人，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全能式(文、書、畫等)奇才。據研究，蘇軾進入詞壇較晚，蘇軾在《與鮮于子駿》信中說道：“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信中所謂“近卻頗作小詞”，即指熙寧八年(公元1075，四十歲)所作《江城子·記夢》、《雨中花·初至密州》等詞，此在《東坡樂府》中亦得到印證。然而短短几年的關於詞的創作中，蘇軾的才華就已得到巨大的體現，在後來的整個詞學生涯中，蘇軾的詞學更是形成了獨特的風格乃至派別，持續而深遠地影響着整個中國詞學史。前人關於蘇軾的研究文獻可謂汗牛充棟，然而，在大量關於研究蘇軾對於中國詞史貢獻的文獻資料中，或囿於其人思想之探究，或囿於其文藝作品之剖析等等，都不約而同地人爲割裂蘇軾本人(包括其出身、閱歷、思想等)與其作品之間的玄妙關係的探討，以致不能更加有效合理地科學分析蘇軾在詞史上的貢獻。據此，筆者試圖以蘇軾的思想作爲主軸，以其作品作爲副軸，對蘇軾的詞學成就進行研究。
一、蘇軾的思想及其詞學觀
蘇軾出身禮儀簪纓之家，一生思想深受儒、道、佛的影響，加上天生對於繪畫、書法等文藝的秉賦，這些都深刻地影響着蘇軾本人的藝術創作思想，乃至於形成其本人獨特的藝術創作理論和審美觀念，而這種種觀念又不斷地滲透在其詞學作品之中。
詞學在晚唐溫庭筠、馮延巳、南唐後主李煜等人“變伶工之詞爲士大夫之詞”的成功轉型以後，“詞爲豔科”幾成定論。宋初由於天下舊亂而入治不久，綱紀敗壞，士風頹廢，文人詞作相互酬和，粉飾太平，形成了帶有卑弱浮靡之氣的“西昆派”局面。蘇軾之前，北宋詞壇依然盛行晏殊、歐陽修等被號爲“詞中西昆”的詞學風格，而實質上仍然沿承了五代遺風，只有到了一向主張創作不落窠臼的蘇軾手中才大發光彩。
首先，在蘇軾思想中，一種以“挺立士風”、“有補於世”的道德自覺和“載道”精神成爲指導他本人藝術創作的核心思想。“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續絕學，爲萬事開太平”(張載 語)的儒師精神也正是蘇軾本人的終極理想，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早年的蘇軾洋溢着一股積極入世的情懷，在《沁園春·孤館燈青》中，他在“赴密州，早行，馬上寄子由”之際回憶道：
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閒處看?身長健，但優遊卒歲，且鬥樽前。
在該闕詞中，蘇軾回憶道自己少年初入京城時的意氣風發，暢想着能夠憑籍自己的“胸中萬卷”，努力“致君堯舜”，實現古聖賢的大同理想。也正是這種積極樂觀的“入世”情懷，蘇軾作品中要求一種“載道”的道德教化的味道才顯得愈加濃烈。在《江城子·密州出獵》中， 他在射獵中抒發着自己的豪邁：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爲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
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疆場殺賊，爲國捐軀，這正是這種濃烈的“載道”精神和努力踐履傳統“忠恕之道”的思想在作品的滲透和潛在體現。
其次是蘇軾詞學觀中的“務實”的思想。他在《答謝民師書》明顯提出作品反對“貴華而賤實”的藝術理論，而是認爲作品應該“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文理自然，姿態橫生”，還進一步說“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瞭然於心”[1]，強調作品中對於生活的真實感受，強調了心靈感觸的至關重要。比如他在著名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中所寫“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洋溢着對於其第子由的無限懷念之情，在《江城子》中所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中，對於亡妻的悲痛追憶等等，這些都是現實凝結在作者心中深深的傷痕印記，化成了他本人最爲真摯的情感。
其三是作品中強調的“革新獨創”的精神。在《跋吳道子地獄變相》中，蘇軾這樣表達自己對於繪畫的藝術見解：“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這也是蘇軾本人向來所秉持的一種不落窠臼和追求脫俗的藝術境界。比如蘇軾本人“以詩爲詞”的詞學本體論的見解中，他認爲詞應該從詩歌中解放出來，然後再“細琢歌詞穩稱聲”[2]，使之韻律可歌，這本身就是一種創新精神的體現。此外，他本人對於“檃栝詞”的開創、本人自度《賀新郎》詞派、本人作品中突破“詞協音律”的藩籬等等，如後人評價說：“東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3]，都體現了其本人詞學觀中的革新和獨創的開闢精神。
其四是蘇軾追求“解放”的思想。這種“解放”的實質是人文思想和自我精神的解放，並將這種自我解放的意識滲透到藝術作品中的過程，創作上則表現爲作者對於傳統格律、傳統風格、傳統詞牌等的突破。誠如清代劉熙載在《藝概》中評價蘇詞說，“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從《東坡樂府》中可以看出，蘇詞的題材不僅融入傳統的男女戀情、離合悲歡之類的色彩，還更多地出現了田園風情、山水景物、人生志趣、懷古感今以及詠物記事等內容，這是對於詞體裁的解放，格調的解放和思想境界的解放。蘇軾在《與蔡景繁書》中曾說：“頒示新詞，此古人長短句詩也，得之驚喜，試勉繼之。”這裏所說的“新詞”即指他對於“檃栝詞”的創作，而在《與陳季常書》中也說：“又惠新詞，句句警拔，詩人之雄，非小詞也。” 這裏所指的“新詞”又指他對於豪放詞的嘗試。葉嘉瑩先生認爲蘇軾的作品中：“有馮延巳摯烈深沉的執着，有李後主滔滔滾滾的奔放，有晏殊情中的思德圓融，有歐陽修疏雋豪放的意興和柳永開闊博大的氣象。”在蘇軾手裏，詞體被解放，詞的境界被解放，詞人的精神被解放，正是這種強烈的解放思想的滲透才促使蘇軾成爲繼往開來的“士大夫詞”的集大成者。
二、蘇詞的創作實踐及貢獻
蘇軾的思想融匯了儒、道、佛的三教精神，加之坎坷的仕途生涯，使之始終遊離在“出世”與“入世”的矛盾之中，逐漸在其“道德人生”和“學問人生”中形成了他獨特的藝術創作和藝術審美的觀念，在詞學創作中則形成自己獨特的詞學觀，並將之深深地融匯在他自己的詞學創作之中，表現爲：
(一)蘇詞的風格特色
從晚唐溫庭筠、韋莊等人所開創之“花間詞”，到南唐後主李煜“變伶工之詞爲士大夫詞”，再到“富貴詞人”晏殊、“婉約詞人”歐陽修等人的詞的風格嬗變過程中，蘇軾不僅對這種“花間詞”和“士大夫詞”均有所繼承，對於柳永的“慢詞”風格有所沿襲，並且還對於豪放詞有肇創之功，對於婉約詞有所開拓，並直接影響到後來辛棄疾之豪放詞風、姜夔之“清雅”詞風等。
首先是蘇軾本人對於“豪放詞”的開創。據《四庫全書總目·詞曲類·東坡詞提要》言：“詞至晚唐以來，以清切婉麗爲宗，至柳永而一變，如詩家之有白居易，至軾又一變，如詩家之有韓愈，遂開南宋辛棄疾一派……”高度評價了蘇軾對於豔麗風格嬗變和豪放風格肇創的意義。諸如在傳誦千古的名篇《念奴嬌·赤壁懷古》《江城子·密州出獵》《念奴嬌·中秋·憑高眺遠》之中，蘇軾縱橫恣肆，奔放灑脫，又如《八聲甘州·有情風萬里卷潮來》，其詞格調雄健頓挫、激昂排宕，乃至於後世盛譽他“橫放傑出，自是曲中縛不住者”[4]，“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緲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5]。南宋蘇派詞人劉辰翁亦說：“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這些議論都高度地評價了蘇軾的豪放詞創作和歷史意義。
其次是對於婉約詞的繼承和開拓。蘇軾的詞包羅萬象，體裁風格多元，在婉約詞方面也具有較高的造詣，並且難能可貴的是他還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婉約詞的藝術內涵和境界。比如他在《水龍吟·次韻章質夫楊花詞·似花還似非花》中的名句“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該詞被王國維贊爲歷代詠物詞的最工，又如在《卜算子·黃州定惠院寓居作》全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