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坡詞所體現的人生思考主要有以下三對人生矛盾：
一、出仕與退隱。蘇軾早在26歲時即踏上仕途，長時間在宦海浮沉，反覆地面臨着人生抉擇，尤其是在感到失落以及在上受挫，遭致貶竄之時。儒家入世思想本是他的“主心骨”，早年“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的豪言壯語，最能代表他對事功的嚮往和追求。然而日久而事功無多，便漸漸傾向恬退：“搔首賦歸歟，自覺功名懶更疏”；“幾時歸去，作個閒人。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在經歷了宦海浮沉之後，詞人更體悟到仕途的曲折與險惡：“三十三年，飄流江海，萬里煙浪雲帆。”其退隱的內在要求格外強烈。而一旦被朝廷“放歸”卻又想到功業未建不由慷慨悲歌起來：“老去君恩未報，空回首，彈鋏悲歌。”可見詞人仍在出入之間徘徊。在詞人看來，解決這一矛盾最好的辦法是功成身退：“何日功成名遂了，還鄉”。
二、理想與現實。詞人儘管懷抱着“致君堯舜”的理想，但現實卻難盡如人意：煩冗的宦務與頻繁的調動使他身不由己：“長恨此身非我的，何時忘卻營營”；“人生底事，來往如梭”。他的飄泊感、淪落感、厭倦感也油然而生：“生人到處萍飄泊”；“天涯同是傷淪落”。烏臺詩案，黃州及嶺海兩度流貶，都曾使詞人的理想破碎，“宦遊處，青山白浪，萬重千迭”。詞句飽含曲折和難言的苦衷！詞人忽而迷惘：“梧桐葉上三更雨，驚破夢魂無覓處”；忽而自嘲：“三入承明，四至九卿，問書生、何辱何榮”；忽而負屈：“問公何事，不語書空”；忽而沉痛：“珠淚濺，丹衷碎”；這些都是由仕途的升沉不定所引發的。
詞人從現實出發，走向理想的步履爲什麼那樣艱難？一是朝廷黨爭的存在，各派彼此掣肘，互相攻訐，爭鬥不休，使蘇軾難以大展經綸。二是宋王朝國力的貧弱，再加上國策的保守，決定了統治者不可能有大的作爲，“道大難容，才高見嫉”（薛瑞生語）的蘇軾的命運不問可知。
那麼，如何解決理想與現實的種種矛盾？蘇軾的回答大致是：淡化功名意識；守着“用舍由時，行藏在我”的隨機應變的人生；抱定“樂天知命”的處世態度。
三、宇宙與人生。這是一個沉重的帶有根本性的課題。“閬苑先生須自責，蟠桃動是千秋。不知人生苦厭求”。蘇軾在帶有神話色彩的奇想中觸及了宇宙無窮與人生短暫的深刻矛盾。有見於此，他對於日居月諸時不我待異常敏感：“人事淒涼，回首便他年”；“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這種對於人生短促的慨嘆，與其惜花傷春之詞同樣表現出對生命本體的憂思。但蘇軾並非一味浩嘆，他在《赤壁賦》中就從宏觀的角度提出了一種達觀的詮釋：“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他在詞作中常常表現出對生活、對人生的熱愛就與這種達觀的態度相表裏。
我以爲東坡詞中最值得關注的，還是那些富有積極思想意義的部分。表現爲：
對現實人生的熱愛。這在前期的名作《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詞中表現得十分充分。即使詞人身處逆境，我們仍能看到他積極進取的態度和樂觀向上的精神：“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還有更多的作品寫對自然和人生的品味，尤其是像“忽然浪起，掀舞一葉白頭翁”的瀟灑；“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涼”的欣慰，在逆境中仍能品出生活的甘美，不是同樣顯示了詞人對現實生活的熱愛嗎？
在順境中的淡泊。元豐末年至元?年間，蘇軾時來運轉，甚至有過“未週歲而閱三宦”的殊遇。“人在玉堂深處”時，卻懷念黃州東坡雪堂“手種堂前桃李，無限綠陰青子”；他還告誡自己說：“居士，居士，莫忘小橋流水”（同前）。元?六年三月，將自杭州知州入爲翰林學士承旨時作《八聲甘州·寄參廖子》詞，偏要表白自己：“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蘇軾這種在順境中淡泊自守的品格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