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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蘇軾詞的藝術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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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蘇軾詞的藝術特色

內容提要:蘇軾是北宋著名的文學家,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學識廣博,有深厚的藝術修養,在詩、詞、散文以至書法、繪畫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詣。有關蘇軾詞的藝術特色,歷來爭論較多,莫衷一是。本文就蘇軾詞的藝術特色作一簡要的闡述。

關鍵詞:唐宋文學 蘇軾 詞 藝術特色

蘇軾(1037—1101),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進士,時年僅二十一歲,深得歐陽修賞識。仁宗初讀蘇軾兄弟文章,退而喜道:“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矣。”時宋王朝積弱,蘇軾主張“洗盪振刷而卓然有所立。”,力主興革。熙寧初,王安石變法。蘇軾反對新法,故離京赴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官。元豐二年七月,因一些新黨分子誣陷他的詩句諷刺新法,被捕入獄,險些喪命,此即“烏臺詩案”。出獄後,被貶黃州。期間開闢荒地,自號東坡居士,寫出了很多偉大的作品。哲宗元年(1086),召回朝爲翰林學士。因不同意司馬光“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較量厲害,參用所長”的全盤否定新法的做法,遭舊黨排擠。先後任杭州,穎州,揚州,定州等知州。昭聖元年,新黨再執政,又被遠貶惠州,儋州。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赦還。建中靖國元年(1101)六月,卒於常州。蘇軾思想比較複雜。政治上以儒家爲主體,對人生的態度上又以佛老爲指導。既有積極入世的精神,又有超曠出世的胸懷。這種思想決定了他處順境不流於逸樂,處困境也不陷於頹廢。他的一生雖然在政治上失敗,卻也造就了一代的文學巨匠。蘇軾是個博學多才的作家。他的詩和黃庭堅並稱蘇黃。他的文章和父,弟稱三蘇,入唐宋八大家。他的書法入宋四家。他的詞獨闢蹊徑,高出人表。打破了“詩言志,詞言情”的傳統,從內容和形式上解除了詞的各種束縛,使詞成爲了“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的文學形式。《四庫全書》提要雲:“詞自晚唐五代以來,以親切婉麗爲宗,至柳永而一變,如詩家之白居易;至蘇軾又一變,如詩家之有韓愈,遂開南宋辛棄疾一派。尋源溯流,不能不謂之別格,然謂之不工則不可。故今日尚與花間一派並行,而不能偏廢。”

作爲一個全能藝術家,巨儒政治家,一個剛直率真,放蕩不羈的文人,一生的曲折不盡言表。自年輕還朝起用,諂害,貶謫,起用,再遭諂害,再被貶謫,十多年中,似乎什麼不公的事他都遇到了。對蘇東坡這樣的一個有浪漫性情的文人來說,坎坷人生必會帶來有魅力的詩文。於是,最沮喪的時期,東坡寫出了最好的作品,他的詩詞達到了成熟時期。憤怒過去了,尖酸也暫時過去,留下滿心安詳與去意。古往今來,似乎愈是才高八斗,壯志滿懷,憂國憂民的仁人志士,其生平就愈是坎坷得讓人心疼。而面對頻頻襲來的動盪激流,有人默默“歸岸”,欲“瞭然萬事,虛納萬境”而“獨長醉”,有人做中流砥柱而“長年醒”,有人獨立不懼,瀟灑自適,且醉且醒。東坡自能在人生的激流起宕中遺世獨立,巋然於天地。幾經沉浮後,偉大的心靈也感到了人生的無奈,東坡力求精神解脫,而當時,盛行的老莊禪學思想無疑給了他一線希望。在這樣的超脫世俗的境界中,他追求適性而爲,嚮往豁達平靜的生活。“道喪士失己,出語輒不情。江左風流人,醉中亦求名。淵明獨清真,談笑得此生。身如受風竹,掩冉從葉驚。俯仰各有志,得酒詩自成。”“蠢蠕食葉蟲,仰空慕高飛。一朝傅兩翅,乃得黏網悲。啁啾同巢雀,沮澤疑可依。赴水生兩殼,遭閉何時歸?二蟲竟誰是?一笑百念衰。幸此未化間,有酒君莫違。”蘇軾在理想與現實矛盾的面前的自我寬解了。“十年歸夢寄北風,此去真爲田舍翁”,他要在安詳優美的環境中歡度餘年,似乎有飲酒蟄伏,一醉方休的感嘆。但他並非真醉,醉的是對苦難,對迫害的心態,他“渺觀大瀛海”,何等雄闊之氣。於是,他愈是恬然自適,自求解脫,用表面的超脫掩蓋內心的痛苦,就愈發顯現他的樂觀倔強,他的無比曠達之胸懷,也愈發讓人欽佩,爲之震撼。“鮮鮮霜菊豔,溜溜槽牀聲”,東坡留下了他的靈魂歡欣和心智的樂趣。且醒且醉之間,惟有一顆永遠跳動的心。

同時,作爲政治家兼藝術家的蘇軾既是不幸的也是幸運的。不幸的是他經歷了太多的人生坎坷,幸運的是正是這不幸孕育了他的詩才,使他在詞的創作上樹起了一座嶄新的豐碑,開創了詞作的另一個先河,有了自己獨特的藝術特色。關於蘇軾詞的藝術特色,歷來爭論較多,大致有四類。一曰“豪放”,二曰“韻秀”,三曰“清雄”,四曰“情深、思深、真率”。就“豪放”而言,蘇軾一生作詞約三百餘首,其中早期約六十二首,由於受張子野的影響就很典雅,中、後期也有相當數量的作品並不豪放。而“情深”、“思深”、“真率”無獨蘇軾如此,白居易、陸游、辛棄疾等何嘗不如此?而用日本學者西紀昭的話來說就是:“蘇詞特色,一言以蔽之,‘子瞻以詩爲詞’。”王灼《碧雞漫志》說:蘇軾“以詩爲詞”是給宋詞“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晚唐五代,詞作爲歌舞樽前以助嬌嬈的享樂手段,與豔情結下了不解之緣。西蜀歐陽炯的《花間集序》說得明白:“鏤玉雕瓊,擬化工而迥巧;裁花剪葉,奪春豔以爭鮮。……則有綺筵公子,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案香檀。不無清絕之辭,用助嬌嬈之態。自南朝之宮體,扇北里之娼風。何止言之不文,所謂秀而不實。”而宋人陳世修《陽春集序》更記載得清楚:“金陵盛時,內外無事,朋僚親舊,或當宴集。多運藻思,爲樂府新詞,俾歌者倚絲竹而歌之,所以娛賓而遣興也。”甚至在當時人們看來,這是詞之爲詞的本性所在,“不着些豔語,又不似詞家體例”(沈義父《樂府指迷》)。歐陽炯有一首描寫南國田園清新優美風光的小詞《南鄉子》:“路入南中,桄榔葉暗蓼花紅。兩岸人家微雨後,收紅豆。——樹底纖纖招素手”。筆觸之最終一點還是落於纖豔之“素手”。由此看來,“詞爲豔科”是晚唐五代普遍的思維定勢。宋初,經過五代特別是較早的西蜀的一段氾濫,詞作爲放蕩妖豔的形象更深深印在人們的心中,就連諷刺柳永“綵線慵拈伴伊坐”的晏殊,詞作中也處處是“一曲細絲清脆,綺朱脣,斟綠酒,掩紅巾”和“慢引蕭娘舞袖回”的淺斟低唱。力倡“究古明道”的歐陽文忠公,更有“走來窗下笑相扶……愛道雙鴛鴦字怎生書”和“卻待更闌,庭花影下,重來則個”的纏綿小調。至於柳永,詞的.內容稍有擴展,都市的繁華生活,市民的思想意識,失意文人的牢騷不滿,下層婦女的不幸遭遇等,作爲新的題材,在他的作品中時有出現,但作爲柳詞主調的,仍是兒女私情。可以說,詞成了文人們不可抑制的情慾的宣泄工具。

只有到了蘇軾,才使宋詞走上了“向上一路”。他不像柳永那樣自甘小道,也不像晏殊那樣自我分裂,而是從觀念本身來一個翻天覆地的大變化——提高詞品。其具體方式就是把詞拉向詩,使“豔科”“小技”煥發出詩一般的正統的光輝。也就是前面所說的“以詩爲詞”,或者叫用詞來寫向來屬於“正統”的詩歌才涉足的各種嚴肅而又“浮豔”,簡單而又複雜多變的現實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們可以拿李清照與蘇軾作一簡單比較,從中看出他是怎樣“提高詞品”,“以詩爲詞”的。在文學史上,李清照以詞著稱於世,但她也寫詩。不過,有關時事政治、詠史懷古等重大題材,一般吟之於詩,個人的悲歡離合,詠花惜春等小題材一般賦之於詞。這就使得她的詩大都政治傾向鮮明,且悲壯豪宕。我們試讀她的《夏日絕句》“生當作人傑,死亦爲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彷彿看到一個拍案而起的怒目金剛。朱熹在評價她的《詠史》詩時曾說:“中散非湯武得國,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語,豈尋常女子所能。”(《朱子語類》卷一百四十)而她的詞由於題材狹小,人們卻感受不到半點“豪壯”之氣,有的是似水柔情。比如她的《一剪梅》:“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閒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細膩逼真地寫出閨中思婦的心理狀態,在感情的真實性和深刻性上都達到了空前的高度,此種情懷在她的詩中是找不到的。胡云翼《中國詞史大綱》評價說:她的詞“是最能夠表現女性的優美的情調的。以前一切男性詞人所寫的‘閨情’,所寫的‘婦人語’,放在清照之前,都要黯然於色”。

與李清照不同,蘇軾的詞與他的詩無論是思想內容還是藝術風格,大都基本相同或相近。我們試讀他的《江城子·密州出獵》,可見其中年“老夫”無比豪壯的氣概,以及保衛邊疆,打擊敵人的一腔壯志豪情。讀他的《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可見其不怕風雨,在逆境中怡然自得的那種“任憑艱難險阻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的氣度”(蕭士傑《唐宋詞導讀》)和聽任自然的人生態度。讀他的《浣溪沙·山下蘭芽短浸溪》,可見其老當益壯,積極進取的樂觀態度。爲悼念亡妻,他寫下《江城子》,爲亡妻灑下“淚千行”。惦記兩地相隔的兄弟,他寫下《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表達了“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的兄弟情意。想起故鄉,他就寫下“江漢西來,高樓下,葡萄深碧,猶自帶,岷峨雪浪,錦江春色”(《滿江紅》)。看到眼前的花月,他就“持杯遙勸天邊月,願月圓無缺。持杯更勸花枝,且願花枝長在,莫離披”(《虞美人》)。他不僅用詞寫嚴肅的生活內容,也用詞表達兒女情長,且照樣纏綿悱惻,婉約可嘉。如: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此詞爲蘇軾被貶黃州時所作。《山谷題跋》有云:“語意高妙,似非吃人間煙火語。”,而“非胸中有數萬卷書,筆下無一點俗氣”則不能到。據《宋十名家詞。東坡詞》載,此詞還有一序,講的是一個美麗而淒涼的故事。如下:惠州有溫都監女,頗有色。年十六,不肯嫁人。聞坡至,甚喜。每夜聞坡諷詠,則徘徊窗下,坡覺而推窗,則其女逾牆而去。坡從而物色之曰:“當呼王郎,與之子爲姻。未幾,而坡過海,女遂卒,葬於沙灘側。坡回惠,爲賦此詞。”

小序和蘇軾的詞一樣寫的仙氣飄渺。虛幻迷離,頗有點遇仙的感覺。蘇軾寓居定惠院,每到他深夜吟詩時,總有一位美女在窗外徘徊。當推窗尋找時,她卻已經翻牆而去。“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幽人該是指那位神祕美麗的女子,這個女子好象是爲蘇軾而存在,在蘇軾離開惠州後,女子就死去了,遺體埋葬在沙洲之畔。當蘇軾回到惠州,只見黃土一堆,箇中幽憤之情可想而知。“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短短的數十個字,就委婉道出了一個感人肺腑,催人淚下的愛情故事,吳曾《能改齋漫錄》雲:“其屬意蓋爲王氏女子也,讀者不能解。張右史文潛繼貶黃州,訪潘老,聞得其祥,題詩以志之雲:空江月明魚龍眠,月中孤鴻影翩翩。有人清吟立江邊,葛巾藜杖眼窺天。夜冷月墮幽蟲泣,鴻影翹沙衣露溼。仙人采詩作步虛,玉皇飲之碧琳腴。”人似飛鴻,飛鴻似人,非鴻非人,亦鴻亦人,人不掩鴻,鴻不掩人,人與鴻凝爲一體,託鴻以見人。“人似秋鴻來有信,去如春夢了無痕。”《正月二十二日與潘郭二生出郊遊尋春忽記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和並韻》。人生來去如鴻雁,代代往復,生生不已。但一個人的經歷又象春夢一樣,去而無蹤,難以追懷。賙濟論詞主“有寄託”與“無寄託”之說,以爲“非寄託不入”,而“專寄託則不出”。東坡此詞能臻此境,在於“非因寄託而爲是詞”,乃“觸發於弗克自己,流露於不自知。”

賀賞雲:“蘇子瞻有‘銅琶鐵板’之譏,然其《浣溪沙》(春閨)曰:‘新索身輕常趁勢,紅窗睡重不聞鶯’。如此風調,令十七八女郎歌之,豈在“曉風殘月’之下?”(《鄒水軒詞鑑》)王士禎評其《蝶戀花》(花褪殘紅青杏小)時也說:“‘枝上柳綿’恐屯田緣情綺靡,未必能過,孰謂彼但解作‘大江東去’耶?”(《花草蒙拾》)

劉熙載曾說:“東坡詞頗似老杜詩,以其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則時與李太白爲近。”(《藝概》)杜甫被人稱爲詩聖,他用自己的詩歌寫下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歷史。劉熙載把蘇詞比作杜詩,確有點言過其實,但他看到蘇軾詩、詞的相同性或相似性,肯定蘇軾自覺地“以詩爲詞”的觀點還是正確的。

人們論蘇軾的詩,說它“其境界皆開闢古今之所未有,天地萬物,嬉笑怒罵,無不鼓舞於筆端”(葉燮《原詩》)。“有汗漫者,有典麗者,有麗縟者,有簡淡者,翕然開闔,千變萬態”(劉克莊《後村詩話》)。蘇軾的詞比不上他的詩那樣寬廣多姿,但細心地考察他的詞,就會從中發現,在他的詞作中,僅刻畫的人物就有:“羽扇綸巾”“雄姿英發”(念奴嬌)的歷史英雄;“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的慷慨壯士;“牛衣古柳賣黃瓜”(浣溪沙)的淳樸農人;“相排踏破菁羅裙”(浣溪沙)的俏皮姑娘;“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沁園春)的意氣少年;“竹杖芒鞋輕勝馬”,“一蓑煙雨任平生”(定風波)的匆匆行人。劉辰翁說:“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辛稼軒詞序》)劉熙載說他“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無人不可寫。

“‘以詩爲詞’雖然兼賅內容與形式兩方面的變化,但這種變化並沒有超出下列範圍,即由比較狹窄地反映士大夫有關男女關係方面的生活,擴大到比較廣泛地反映士大夫的其他許多方面的生活,或者說,由專門反映比較放浪的生活,擴大到也同時反映比較高雅的生活而已。”(沈祖芬木《宋詞賞析·附錄》)

王又華《古今詞論》引毛稚黃的話說:“‘東坡大江東去’詞‘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論調,則當於‘是’字讀斷;論意,則當於‘邊’字讀斷。‘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論調,則‘了’字當屬下句;論意,則‘了’字當屬上句。‘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我’字亦然。又《水龍吟》,‘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論調,則當是‘點’字斷句;論意,則當是‘花’字斷句。文自爲文,歌自爲歌;然歌不礙文,文不礙歌,是坡公雄才自放處。”這裏說的“文自爲文,歌自爲歌”,“歌不礙文,文不礙歌”,表現了蘇軾衝破音律束縛的大膽創新精神,他是把作“新詞”當作“長短句詩”來寫的。既然“新詞”就是“長短句詩”,則壯志可以入詞,理趣可以入詞,田園風光可以入詞,悼亡感懷及一切詩歌可以表現的內容都可以入詞。只要能做到:“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寫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詞脫口而出,無矯揉妝束之態。”(王國維《人間詞話》)王若虛在論到蘇軾“以詩爲詞”時曾說:“蓋詩詞只是一理,不容異視。自世之末作,乃爲纖豔柔脆,以投流俗之好。高人勝士,亦或以是相勝,而日趨於委靡,遂謂其體當然,而不知流弊之至此也。”(《滹南遺老集》)這是極有見地的話,應爲蘇軾的知己之言。

蘇軾在政治上是失敗的,抑或是成功的,沒有其政治上的坎坷,未必就會有一代偉大詞作家的產生,或許這正是時代的不幸,詩人的大幸吧。在紛爭的政治鬥爭中,蘇軾以老莊佛道思想作爲自己精神的避難所,創造自己的精神家園,確實是一個明智之舉。慧能說:“心量廣大,猶如虛空。若空心禪,即落無記空。世界虛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性含萬法是大,萬法盡是自性。”對藝術家來說,摒除雜念,保持空靜的心態,正可以獲得最大的思維空間以創造神完氣足、深情遠韻的藝術境界。這就是蘇軾所說“神與萬物交”的哲學底蘊,也是他作品的一個很好的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