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爲排拒佛、老，振興儒學，提出了“道統”論。但如何使儒學以及的“道統”延綿賡續下去？爲此，他在提出“文以明道”和“文以載道”兩大原則，竭力鼓倡古文運動以改變虛浮文風，使文章能夠直接鮮明地彰顯“先王之道”（亦即儒學之道）的同時，更特撰《師說》，提出必須建立傳授儒學之道的師生關係。
《師說》堪稱很能反映韓愈思想、又能體現出唐中葉以後儒學發展新跡像的重要作品。其文不見，故特將見之於《韓昌黎全集》卷十二的這篇名作全錄於下：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聞焉。今之衆人，其下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亦聖，愚亦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惑，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餘。餘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貽之。
在這篇爲弟子李蟠而作的文章中，韓愈開篇即將“傳道”作爲“師”之首要職責。所謂“傳道”就是要傳授孔聖儒學之道，並且，“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傳道”之師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但在韓愈所處時代，生活中對於師生傳“道”之事，大多數人卻無動於衷，漠然視之，不僅家長爲孩子“擇師而教之”，只是爲了“授之書而習其句讀”，並非以獲聞聖道爲目的，而且儒士大夫之間雖有師弟相稱，卻或之“羣聚而笑之問之”，或則朋比爲黨，“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這使他不得不深渾地嘆惋：“師道之不復可知矣！”所以，他要很認真地向人們重提孔子“三人行，必有吾師”的教誨，講述孔子學無常師以求獲聞大道，並且“朝聞道，夕死可矣”的故事，以期學者“無貴無賤，無長無幼”地擇善而從，唯“道”是求。如此，儒學振興方能有望，孔聖之道才能代代相承，永存於天地之間。
這確乎是當時社會生活中普遍存在着的一個嚴重問題。柳宗元曾述其時狀況道：“今之世爲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爲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1）在這種風習下，韓愈不僅著《師說》，提振“師道”，而且毫不含糊地招收生徒，傳道、授業、解惑，踐行其“師道”。但這並不爲世風所容，每每受到人們的譏訕。柳宗元說：
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常牽引，而增與爲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常熟，又絜絜而東，如是者數矣。（2）
由此當可想見韓愈以師道傳授儒學所承受到的沉重的社會壓力。唯其如此，柳宗元雖亦重視“師道”，卻一再拒絕收徒爲師，並坦言自己才能、膽氣均不如韓愈。這就使韓愈只能“獨謂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跆而復奮”（3）了。
“師道”之失，其來有漸，非唐所始。在先秦，孔子本是透過私人講學亦即透過彰顯“師道”來宣揚其學，並創立起儒家學派的。孔子歿後，七十二子之徒乃至子思、孟子、荀子，也都代代相傳孔子之學，宣揚和發展、光大儒家思想。所以，早期儒學發展過程中，“師道”與“儒道”密不可分。秦代“以吏爲師，以法爲教”，儒者與儒道均無甚地位可言。迨至兩漢，儒學逐漸獲得了獨尊地位，但漢儒之學雖也師徒授受，甚至還很講求師承家法，其所重者卻是章句訓詁而已，並不以宣揚儒道爲意。魏晉以還，玄風驟起，釋、老盛行，儒門淡薄，不斷如帶，聖道愈益湮而不彰。至唐韓愈所處之世，人們譏訕“師道”，表面看是不願從師向學，實際上反映的乃是對漢魏以來儒學厭棄的心態。這也是儒學既發生內部危機，又受到外部衝擊的反映。韓愈在這種背景下提倡並踐行“師道”，就具有了應對外部衝擊、消解內部危機，從而振興儒學的意義。故其透過“師道”宣揚儒學的根本道理，其實就是對漢以來儒者章句之學傳授方式的重大變革。這當然會遭到安於舊來學習方式人們的反對。柳宗元雖未像韓愈那樣收徒爲師，但在提倡“師道”方面與之有共同認識，故而他也對章句之學深致不滿：“仲尼豈易言哉？馬融、鄭玄者，二子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並提出真正有志於振興儒學者就不應再爲“章句師”，而應自覺認識到並擔負起自己的職責：“言道講古，窮文辭以爲師，則固吾屬事！”（4）
受韓愈“師說”影響，宋儒對如何“傳道授業”、光大儒學問題十分重視。歐陽修接過韓愈的'話頭，進一步暢談“師道”的重大意義，他在《答祖擇之書》中說：
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則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自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祿利爲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固不信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況有利祿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此足下所謂志古知道之士世所鮮而未有合者，由此也。（5）
這就很貼切地闡明瞭“師道”與儒學二者之間的關係。真正的儒學所以難於振興，實因師道缺失或師道不立。讀孔子之書、修儒者之學者，多爲弋獲功利而非堅持古道，這樣的人既無古道作爲內在精神生命的支撐，或者說根本就沒有對於儒學的真正信念，自然也就經不住“利祿之誘，刑禍之懼”。依靠這樣的人，又如何能使儒學抵抗住釋、老二氏衝擊而得到振興呢？其實，如歐陽修所說的經不住“利祿之誘，刑禍之懼”者，古往今來不知凡幾，這很值得今人深思。
如果說歐陽修從理論上發展韓愈的“師說”，那末，孫復和石介則以其自身實踐來爲人們提供了樹立“師道”的表率。孫復（993一1057年），學者稱之爲泰山先生；石介（1005一1045年）是東京一帶素有聲望的學者，卻對孫復執弟子禮。據說孔道輔（孔子後嗣，其時頗有名望的官員）謁見孫復時，“（石）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孫復）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6）此外，胡瑗亦透過在湖學和太學教授生徒，嚴格師弟子之禮，樹立師道尊嚴，爲加強師通竭盡努力。這樣，唐代後期韓愈始倡，經過歐陽修和孫復、石介、胡瑗的弘揚與實踐，儒家“師道”終於自先秦之後而重新樹立了起來。到二程建立之後，這師道又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註釋］
（1）《唐柳先生集》卷一九《師友箴》。
（2）上書卷三四《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3）《新唐書·韓愈傳》。
（4）《唐柳先生集》卷三四《答嚴厚興論師道書》。
（5）《歐陽文忠公文集》卷六八（外集卷一八）《答祖擇之書》。
（6）上書卷二七《孫明覆先生墓誌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