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當代美學研究在引進、學習西方美學的基礎上，已有一個多世紀的發展歷程。從首次引進西方美學理論始，經建國後五、六十年代的美學大討論到八十年代的美學熱，直至今天美學研究的深化，在理論體系的建構上，我國當代美學基本上形成了以實踐美學爲主流的當代美學理論體系。在這樣一個大的理論背景下，朱立元先生在長期對西方美學理論進行系統把握和全面研究的基礎上，也在不斷思考着我國當代美學、文藝學的理論構建問題。在他的一系列論著中，已充分體現了他對實踐美學的理論發展和完善的思考，體現了他在實踐本體論基礎上建構當代美學的努力，並已基本形成了以實踐概念爲核心的實踐本體論美學。可以說，他對實踐本體論美學的理論思考，是對我國當前美學研究的一大突破和推進。本文擬結合朱先生的一些論著，對他的實踐本體論美學的基本內涵和基本理論構架，以及在美學研究實踐中的具體貫徹作一初步闡述。
一、對實踐美學的批判和繼承
朱立元先生對實踐本體論美學理論體系的建構，是在充分批判和繼承前輩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完成的。他在著述中也多次提到，他所主張的實踐本體論美學，是在以實踐論爲哲學基礎和理論背景下，主要是對李澤厚先生和蔣孔陽先生的實踐美學的批判、發展和繼承。關於實踐美學，朱先生認爲主要是以李、蔣兩位先生爲代表。他說：“正是在以實踐論爲美學的哲學基礎的意義上，我把他們兩位先生的美學理論都納入到實踐美學的大範圍之中。”同時，他又指出，在理論認識上，他“對李先生的美學觀，有贊成方面，也有不同意方面；而對蔣先生的美學觀，則基本贊同。”要在理論上有所建樹，對前人的批判和繼承是必要的，只有藉助於理論發展的背景，纔能有所突破和創新，朱立元先生正是在我國美學在實踐美學的研究已取得成就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實踐本體論美學主張的。同時，我國美學研究在進入九十年代以來，對美學的現代性追求是當代中國美學的一個核心問題，朱立元先生的實踐本體論美學也是這種思考和追求的產物。
我國當代的實踐美學主要是指以實踐論爲哲學基礎構建起來的美學學說，在老一輩學者中，主要代表人物是李澤厚和蔣孔陽先生，他們都有各自不同的實踐美學的觀點和主張。此外，還包括其他一些同實踐美學在基本思路上有相同或相近的一些美學觀點和理論。基於此，朱立元先生分別對李澤厚和蔣孔陽二先生的實踐美學理論體系進行了全面和細緻的剖析，使實踐美學得以突破和發展，使其真正過渡到實踐本體論美學的階段。
首先，對於李澤厚先生的實踐美學的主張，朱立元先生認爲，李澤厚先生的實踐美學理論，是在他60年代提出的“客觀性和社會性統一”的美學主張的基礎上形成的。李澤厚在系統研究馬克思《手稿》的基礎上，逐步建立起其實踐美學的理論體系。朱立元先生指出：“李澤厚的實踐美學在保持基本框架的前提下有了較大發展，這就是把‘人化自然’分爲外在自然與內在自然兩個方面的人化，且把‘人化’的歷史過程用‘積澱說’加以概括，這其中吸收、改造了康德的先驗哲學與榮格的分析心理學等思想觀點；最後又把這種‘人化的自然’說與中國傳統哲學、美學聯繫起來，上升爲新‘天人合一’說；他並把自己的美學理論稱爲‘主體論實踐哲學’或‘人類學本體論哲學’的美學觀。”可見，李澤厚先生的實踐美學的主張，在美學問題的根源和出發點上，是以實踐爲其基本範疇的。朱立元先生在充分肯定了李澤厚先生的實踐美學的理論觀點後，明確指出，雖然李澤厚的實踐美學是以實踐爲其核心範疇，但因爲對實踐本身的含義的理解和自己本身理論建構的需要，李澤厚先生的實踐美學可以說是“主體性的”或“人類學本體論的”實踐美學。這樣，“‘主體性實踐美學’與‘人類學本體論美學’本身就隱含着邏輯上不可克服的自相矛盾。”因此，“積澱說”背後就隱含着日益滋長的文化保守主義傾向，在審美活動中片面強調理性、羣體性、人類性等。所以，從本質上來看，李澤厚先生的實踐美學是主體論美學，因此，朱立元先生強調：“我認爲李澤厚的美學還不是真正的實踐本體論美學。”李澤厚先生的實踐美學還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和內在的矛盾，朱立元先生進一步分析了造成這種內在矛盾的原因。他認爲，這一根本的原因在於對“本體論”的某種誤解，即未能從存在論角度看待實踐論，因而在以實踐論作爲美學的哲學基礎時，未能把實踐看成是人的存在（生存）的基本方式，也未能對存在論意義上的實踐作出更全面的闡釋，因此，李澤厚先生把實踐主要理解爲羣體、理性的物質生產勞動，而較少注意到實踐作爲人的存在活動的個體、感性方面，“積澱說”雖也將羣體、理性落腳於個體、感性上，但顯然前者居於支配地位，後者是相對被動的載體而已。這樣，“審美作爲人生實踐中生存和生命體驗的內容與存在論意義就無法得到充分的闡發，實踐論未能在本體（存在）論意義上真正成爲美學的哲學基礎。”對李澤厚先生的實踐美學的本質侷限和不足進行了充分的批判和克服後，朱立元先生提出了自己的存在論意義的實踐本體論美學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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