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談到文論失語症，一種比較一致的觀點認爲，失語之病根主要“在於大破壞，在於對的徹底否定，在於與傳統文化的巨大斷裂，在於長期而持久的文化偏激心態和民族文化的虛無主義。”1另一方面，由於我國的傳統文化近百年來基本上“處於被告地位”，所以古代文論“雖有整理、研究，但蜷縮一角、奄奄一息，最後成了掃蕩對象，直到80年代纔算緩過氣來。”2因此，“要想重建中國文論話語，關鍵的一步在於如何接上傳統文化的血脈”，3更具體地說，便是如何做好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工作。如果這一切工作做好了，重建便落到了實處，其它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傳統文化、古代文論長期處於被告地位，這應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然而，讓它們以一付無辜受害者的面孔登場亮相恐怕不符合基本常識，而把它們打扮成拯救當代文論的文化救星，這一角色又多少令人感到可疑。讓我們先來看看傳統文化，在我看來，現在大陸學術界對傳統文化的普遍青睞，實際上還不是一種充分的理性選擇，而是更多的帶有某種情緒化的色彩。當我們與西方進行學術對話忽然發現自己一無所有無話可對時，我們情不自禁地產生了某種焦慮心理；當海外的新儒學思潮、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終於開啟了大陸並在大陸找到了他們的學術代理人之後，我們又照貓畫虎地擁有了某種逆反心理；當後殖義的警鐘長鳴、整個東方有可能陷入後殖民化的險境之後，我們又心有餘悸地多了一層恐懼心理。此外，還有西方不亮東方亮、下一個世紀是東方的世紀等等之類的神話不斷問世，我們似乎又平添了許多責任感、使命感和緊迫感，虛構出了一種捨我其誰的俠客心理，預支出了一種得勝還朝的翻身心理。上述種種心理相加在一起，很容易衝昏我們的頭腦，模糊我們的視線，進而使我們喪失對傳統文化的清明判斷。
如果冷靜地反思一下我們的傳統文化，我們便會發現傳統文化被告地位的形成儘管有的原因、人爲的因素，但這並不能成爲我們否定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理由，也不能成爲我們對傳統文化重大缺陷視而不見的依據。90年代以來，西方學術觀點和術語的進一步引進給我們帶來了失語的同時，事實上也給我們帶來了打量傳統文化的新的視角。比如，當美國學家希爾斯把“克里斯瑪”的涵義進一步擴大而用於傳統方面的研究時，我們發現任何傳統作爲某種規範性力量，其規範性必須首先建立在某種神聖的權威之上，也就是建立在被賦予的克里斯瑪特質上。這是人們信奉、敬畏它的理由，也是它能夠存在並進而向人們施加其影響、呈現其魅力的前提。而“一種傳統如果失去了其克里斯瑪特質，不再被人們感到是超凡的、神聖的、或具有異乎尋常的價值意義的，那麼人們便不會爲其獻身或堅決捍衛它了，同時它也逐漸失去了對人們行爲的規範作用和感召力了。”4如果沿着這一思路來審視我們的傳統文化，我以爲傳統文化發展到後來，其主要缺陷正是在於那種克里斯瑪特質的逐漸流失所形成的嚴重匱乏，而這種匱乏又導致了權威的弱化、道德理想的異化和精神的僵化，於是，纔有了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纔有了種種“求新聲於異邦”的切實行動。假如把五四時期的激進姿態看作是一解構行爲，那麼這種行爲本身並無罪過，有罪的恰恰是它解構的對象。然而，現在一種令人費解的現象是，我們一方面享受着五四文化革命給我們帶來的現代文明成果，一方面卻又對五四本身耿耿於懷，對五四革命的對象含情脈脈。這種爲了舊傳統而不惜否定、拋棄五四文化新傳統的心態起碼不是一種健全的心態，而在這樣一種心態下去重建當代文論話語，恐怕會帶來許多後遺症。
指出這一點，當然不是說我們的重建工作就可以完全置傳統於不顧，而是說在我們試圖接通傳統文化血脈之前，首先應該對傳統文化有一個正確的認識，清醒的判斷，其次還需要一個使之進一步剝離的過程。經過了近百年的沉澱，特別是透過了與世界其它文化的碰撞、交往之後，傳統文化中的一些東西確乎呈現出了一種優越於他種文化的面目，但是一方面由於如前所述的重大缺陷不可能不播散於文化的各個層面，一方面也由於近些年來總體觀念上的民族主義姿態和具體操作上的功利主義心態，所以我們在對傳統文化的優越性成份進行認同的同時，也仍然需要對其實踐價值抱一種謹慎的態度。比如，我們現在談到魏晉風度、盛唐氣象、天人合一、中和之美等等之類和中的傳統文化精神時，常常緬懷之、追慕之、肯定之，甚至把它們當作醫治當代精神軟骨症和現代文明病的靈丹妙藥，但是那裏面無疑也存在着一種與現代文明走向相悖的東西。當我們把它們作爲一種人文資源加以開發利用時，我們在光大它們的建設性因素的同時，無疑也會放大它們的消解性因素。因此，依筆者之見，傳統文化的精髓現在還遠遠沒有充分顯露出來，它還需要一個自然剝離，進一步沉澱的過程，而在這一過程完成之前，貿然使之成爲重建當代文論話語的文化前提，必然顯得草率和匆忙。
按照我的理解，當代文論話語的重建沒法不涉及一個文論的現代化和世界化的問題，而談論文論的現代化和世界化又無法遊離於我們現在已經出現和正在出現的總體文化語境。如果以歷史和發展的眼光回顧和前瞻一下我們的現代化之路，我們現在恐怕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現代化的過程其實就是一個西化的過程。這一事實一方面表明我們民族文化中的“實質性傳統”5在這一過程中並未發揮它應有的作用，一方面也暗示了我們的民族文化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被所改造了。當我們意識到這一尷尬的境況時，我們固然可以以更充足的理由來拒絕西方文化的進一步滲透。但是，我們卻無法拒絕資訊革命之下的種種文明成果，也無法阻止世界文化的生成和來臨。而世界文化生成的前提雖然意味着各種民族文化會以其獨特的作風和氣派頑強地顯示其個性，卻同時也意味着個性的消解、共性的生成以致使各種民族文化全面抹平。由於這種景象是人們所不願看到的，也由於世界文化的初始階段更多地呈現出了一種時尚化、通俗化、大衆化甚至粗鄙化的特徵，所以許多人對世界文化抱有相當程度的戒心乃至敵意。而照這種勢頭髮展下去，各個民族中的高雅文化、尖端文化或許也終將會被世界文化所整合，因此，不願看到是一回事，不得不面對是另一回事。假如我們在世界一體化的浪潮中無法繞道而行，我們就必須面對這樣一種文化景觀。而在這一文化景觀上來思考我們的文論話語重建問題，我們就不僅需要一種民族意識，縱向思維，而且也需要一種世界意識、橫向眼光。也就是說，當我們長期把“愈是民族的便愈是世界的”這一口號喊得過於浪漫之後，我們不應該忘記“愈是世界的便愈是民族的”這一主張的現實意義。在這一層面上，討論話語進口多輸出少之類的文論問題將顯得意義不大，因爲話語的公有化和據爲己有，爲我所用本來就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
二
與形而上的傳統文化相比，中國古代文論在思維方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