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 在西方翻譯研究領域，近年來可以說有兩大派別佔據了主導地位：一派以廣義上的語言學爲基礎，致力於建構和發展經驗性質的翻譯科學；另一派則從歷史的角度透過描寫的方式來研究翻譯問題。兩者儘管大相徑庭，但有一個突出的共同點，即具有較強的經驗性，與純理論研究形成了對照。本文旨在透過對三本代表性著作的考察，來管中窺豹，看當今西方兩個主要譯學研究派別的某些特點，同時可以對西方的純理論研究略有了解。
關鍵詞：翻譯研究、新發展、代表作
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despite the existence ofmultiple approaches, two trends of development seem to have been dominating
in recent years: one based on linguistics in the wide sense; the othermarked by a historical-descriptive orientation. While the two trends of
development are contrastive with each other, they share one thing in common,namely, both being essentially empirical, forming a contrast to translation
studies with a somewhat ‘purely’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The present paperoffers a discussion of som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field by way of
reviewing three representative books published in the 1990’s. Through thepresent review, we may get a glimpse not onl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major trends of development, but also of certain features of the theoretical versus the empirical orientation.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developments, representative books
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西方翻譯研究進展迅速。如果說西方譯學研究在60和70年代的突飛猛進主要得益於語言學的快速發展的話，在近二十年裏，文化研究、文學研究、人類學、資訊科學、認知科學、心理學和廣義上的語言學等均對翻譯學科的發展起了較大的推進作用（參見Gentzler
1993, Neubert & Shreve 1992）。儘管翻譯研究的方法紛呈不一，但近年來可以說有兩大派別佔據了主導地位：一派以廣義上的語言學（尤其是語篇語言學和話語分析）爲基礎，致力於建構和發展經驗性質的翻譯科學；另一派則從歷史的角度透過描寫的方式來研究翻譯問題，意在揭示翻譯實踐與研究中蘊含的文化與政治因素（參見Venuti,1997）。
本文旨在透過對20世紀90年代出版的三本西方譯學研究代表作的考察，來看西方翻譯研究新發展的一些特點。這三本著作分別爲巴茲爾·哈廷姆（BasilHatim）所著《跨文化交際：翻譯理論與對比語篇語言學》（1997）；哈羅爾德·基特爾（Harald Kittel）與阿明·弗蘭克（ArminFrank）主編《跨文化性與文學翻譯的歷史研究》（1991）；丁達·戈爾萊（Dinda Gorlee）所著《符號學與翻譯問題》（1994）。就這三本書來說，哈廷姆的著作可視爲上文提到的第一大研究派別的典型著作，基特爾與弗蘭克的書則是第二大派別的一部代表作。這兩大派別儘管大相徑庭，但有一個突出的共同點，即具有較強的經驗性。與此相對照，戈爾萊的《符號學與翻譯問題》一書則是純理論研究的代表。透過對這三本書的考察，我們不僅可以管中窺豹，看到當今西方兩個主要譯學研究派別的某些特點，而且可以對西方的純理論研究略有了解。
一
近二十年來，對比語言學、語篇語言學和翻譯理論均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將這三者結合起來研究的論著尚不多見。哈廷姆的《跨文化交際》一書在這方面作出了可喜的努力(詳見Shen
1999)。哈廷姆在書中提出了一個語篇處理的理論模式。它包含語境、語篇結構和語篇組織這三大部分。在探討語境時，哈廷姆主要採用了語域理論（thetheory of register），但將符號學和語用學（主要用於意圖研究）也納入了語域分析，如下圖所示（Hatim 1997:22）：
哈廷姆認爲“規約性交際”（Institutional Communicative Transaction）、“語用行爲”（PragmaticAction）和“符號互動”（Semiotic Interaction）這三種語境成分對於語篇類型、語篇結構和語篇組織起決定性的作用。他以該模式爲框架，以英語與阿拉伯語之間的翻譯爲分析對象，對語篇類型、語篇結構和語篇組織進行了系統的探討。就語篇類型來說，哈廷姆區分了說明文和論證文這兩大類。就語篇結構而言，哈廷姆主要對段落劃分、嵌入主文字中的次文字的作用等展開了討論。至於語篇組織，哈廷姆探討了文字中的主謂遞進、句間銜接手段、直接引語與間接引語等多種因素。該書在圍繞作者提出的語篇處理模式進行了充分討論之後，又擴大範圍，針對語篇類型與禮貌策略之間的關係、如何對待來自兩個不同文化的文字以及如何翻譯非虛構性文字中的反諷性成分等問題展開了討論。
總的來說，該書有以下幾個特點：(1) 與衆多以語言學理論爲基礎的譯學研究論著相類似，該書以一個理論模式爲中心，逐層推進地展開討論，具有很強的系統性。(2)與傳統的語言學翻譯理論形成對照，該書十分強調情景語境的作用。譬如第11章在探討語篇中表達情感的語言手段時，注重對權力關係和和意識形態之影響的探討。(3)
該書探討的是超過句子這一層次的語篇類型、語篇結構和語篇組織，並關注這三個層次之間的交互作用（參見Nord 1991）。(4) 該書還注重對翻譯總體策略的探討。譬如在探討直接/間接引語時，哈廷姆指出阿拉伯人在寫新聞報導時，習慣用間接引語。在將英文新聞報導中的直接引語譯入阿語時，譯者應採用一種間接的或者“半直接”的形式，這樣方能在修辭功能上達到對等。由於以上這些特點，該書較好地揭示了語篇的組合機制和交際過程中的一些重要因素，爲譯學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的洞見。正如諾伊貝特和施萊夫所言，語篇語言學模式將翻譯對等建立在“語篇和交際的層次上，而不是句子和詞彙的層次上”，因此爲譯學研究提供了“比句子語言學更爲強有力的分析工具”(Neubert& Shreve 1992: 24 ) 。
值得一提的是，該書不僅致力於將對比語言學和語篇語言學運用於翻譯研究，而且注重透過翻譯研究來檢驗和豐富這兩個語言學派。在這一點上，它有別於僅僅將語言學模式當作工具的譯學研究。該書證明“在進行對比分析時，若不以話語爲基礎就無法達到完整。同樣，缺乏對比基礎的話語分析也難以達到完整。翻譯則爲語言對比提供了最爲適用的研究框架。”(Hatim1997: x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