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是把一種語言文字所表達的意義用另一種語言文字表達出來，怎樣分析對翻譯的基本原則的研究?
摘 要： 抽象的標準如“善譯”和“化境”是不可實現的理想，與其取法不可實現的理想，毋寧提出切實具體的要求作爲翻譯的基本原則：1)信守原文的內容意旨;2)遵從譯語的語言習慣;3)切合原文的語體語域。
關鍵詞： 信守內容意旨;遵從譯語習慣;切合語體語域
abstract: transmigration, an abstract whole at large, is too good to be practical and such concrete subwholes under “good translation” as fidelity to the source-language text in content and intention, grammatical normality, and lexical appropriateness are more workable as cardinal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key words: fidelity; grammatical normality; lexical appropriateness
翻譯是把一種語言文字所表達的意義用另一種語言文字表達出來，具體說來，就是“換易言語使相解也”。①但是，如何用另一種語言文字把一種語言文字所表達的意義表達出來?“換易言語”之後是否能“相解”?“相解”的程度如何?這些問題歸結起來無疑就是：翻譯的標準是什麼?翻譯的方法應如何?
嚴復是中國近代第一位系統介紹西方學術的啓蒙思想家，在介紹西學的同時提出了翻譯的標準 — “信、達、雅”，對中國現代的翻譯實踐和理論研究影響巨大，“相信只要中國還有翻譯，總還會有人念‘三字經’!”②
雖然嚴復持論有故，但認真審視不難發現，“信、達、雅”實質上既不是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抽象標準，也不是具有切實指導性的具體標準，“從純理論的角度講，把信、達、雅並列起來作爲翻譯標準是具有邏輯缺陷的，因爲這似乎意味着：原文不達，也可以故意使之‘達’;原文不雅，也可以故意使之‘雅’。那麼，這樣和‘信’字，豈不自相矛盾?”③
《論語·雍也》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意謂樸實的內容多於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於樸實的內容又未免虛浮。孔子提倡“文質彬彬”，反對浮華的辭藻，所以說“辭達而已矣” — 言辭足以達意就可以了。《爾雅》序題下疏說：“爾，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論語·述而》說“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其中的“雅言”是指區別於各地方言的“諸夏的話” — 標準語，相當於現在所說的“普通話”。但是，嚴復的“雅”指的不是“利俗文字” — 大衆的語言，而是“漢以前字法句法”。爲了掩蓋“達”的矛盾，嚴復在“暢達”(如“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和“表達”(如“題曰達旨，不雲筆譯”)之間周旋，取便發揮，借“辭達而已”求“信” — “爲達即所以爲信也”，借“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求“雅” — “信達之外，求其爾雅”。不難看出，嚴復的邏輯是：要“信”則必須“達”，要“達”則必須“雅”，換言之，“雅”是“達”的條件，“達”是“信”的條件，“爲達”最終成了“求雅”的藉口：“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爲達易;用利俗文字則求達難。”
與“並世譯才”的林紓相比，嚴復所譯的書總共不過八九種，而在其所譯的這八九種書中，只有《羣學肄言》、《原富》、《羣己權界論》和《社會通詮》四種“略近直譯，少可譏議”，④此前“題曰達旨，不雲筆譯，取便發揮，實非正法”，⑤此後“中間義忄旨 ，則承用原書;而所引喻設譬，則多用己意更易。蓋吾之爲書，取足喻人而已，謹合原文與否，所不論也”。⑥嚴復雖然提出“信、達、雅”，但他本人並未完全履行。
嚴復是在譯介西學的時候提出“信、達、雅”的，因此“信、達、雅”作爲翻譯的標準完備與否，必須結合當時特定的歷史背景來審視，不能簡而單之地就事論事，從而忽視嚴復“辛苦辶多譯之本心”。
嚴復“竊以謂文辭者，載理想之羽翼”。⑦於是，從“達”來看，洋務派和傳教士翻譯的書“不合師授次第”，“不合政學綱要”，有悖“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目的，因而“非命脈之所在”。相比之下，“新西學”的命脈之所在則是“維新”，即運用進化論、天賦人權來反對天命論、君權神授論，用自然科學、機械唯物論來論證無神論，從而“開民智，強國基”。正是“於自強保種之事”，嚴復才“反覆三致意焉”。從根本上說，嚴復的“辛苦辶多譯之本心”是“取便發揮”，其所謂“達旨”是“旨”在“達”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理論的“民權平等之說”、“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自由主義與功利主義學說和自然科學及其方法論。
從“雅“來看，嚴復以“雅言”來“達旨”是“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因爲當時的白話遠未成熟，飽讀先秦詩書，受古文的薰陶而成積習，搖頭晃腦地讀起古書來連平仄也都留心的老夫子大抵不常接觸“利俗文字”，對“利俗文字”的運用不像對古文的運用得心應手，但又要翻譯，不得已就只能在“利俗文字”和“古文”之中擇取後者了，不僅翻譯的時候，甚至在日常寫作中，大概也會覺得用“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爲達易”。更重要的是，作爲復古的維新改良派，嚴復的翻譯所針對的讀者是操“雅言”的士大夫階層，爲了使他們能夠看自己所譯的書，最好的辦法莫過於先用“雅言”來吸引他們，借“雅”以破啓錮閉，從而使頑固保守的士大夫階層樂於接受西方學理，正如嚴復在其《與梁任公論所譯〈原富〉書》中所言：“吾譯正以待多讀中國古書之人”，“若徒爲近俗之辭，以便市井鄉僻之學，此於文界，乃所謂凌遲，非革命也。”一語道破天機!嚴復的“雅”誠可謂用心良苦：從表達形式入手，使士大夫們認爲“足與周秦諸子相上下”而最終“傾倒”。當然，嚴復畢竟是帶有復古思想的維新改良主義者，後來又淪爲保守派，不懂得“利俗文字”是歷史的必然，更不懂得“利俗大衆”是歷史的推動者。
單純從翻譯標準的`角度審視，“若是全盤而真實地‘信’了，把原作的思想感情，意思之最微妙的地方，連它的文字的風格、神韻都傳達了出來，則不但‘順’沒有問題，就是所謂‘雅’(如果原作是‘雅’的話)也沒有問題。‘信’、‘達’(順)、‘雅’三字，實在作到一個‘信’就都有了。”⑧從這個意義上說，嚴復的“信、達、雅”在邏輯上確實“先天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