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趙季平 電影 創作 特徵
[論文摘要]本文透過對趙季平先生不同階段電影音樂作品的回顧與分析，以趙季平先生的電影音樂作品爲平臺，從傳統、音樂風格以及他求新求變的創作精神三個方面，用音樂與畫面相結合的方式，對他的音樂創作風格和特徵進行初步的理論探討，努力探尋他民族風格和現代融合，傳統手法和現代技巧相結合的特色，並深入分析、研究他各個時期電影音樂作品所取得的顯著成績。
20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電影音樂在經歷繁榮與坎坷，進入了蓬勃發展、百花齊放的局面。在中國當代電影音樂史上，“趙季平”這個名字與中國電影結下了不解之緣，他與第五代導演們一起，共同構築了中國電影藝術發展的新時代。趙季平讓他的音樂作品和電影的思想內涵緊密結合，這到了高度統一的境界。在創作實踐中，尤其注意民族音樂風格的把握與運用，這一點幾乎在他的每部電影音樂中都有所體現，他還以與電影畫面有機結合的大膽而超前的藝術構思以及能對觀衆帶來的強烈的震撼而著稱。由此而形成了趙季平電影音樂所獨有的風格特徵。
縱觀他電影音樂創作，從1987年陳凱歌導演的《黃土地》一直到2001年張藝謀導演的、獲了大獎的《霸王別姬》，他的電影音樂經歷了從短小到龐大，從單純到複雜，從單一到多元的過程。從他不同時期和背景下創作的作品來看，可分爲三個階段：
1。初期發展階段
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如《黃土地》《人生》等，這些作品的音樂與影片風格一致。
2。中期創作階段
這一時期是他音樂創作的繁榮階段，代表作如《紅高粱》《活着》等，這時音樂已完全融入電影，加強了影片的藝術感染力。
3。新時期創作階段
這是他音樂創作的求新、求變階段，代表作如《大紅燈籠高高掛》《霸王別姬》《喬家大院》《笑傲江湖》等，這些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均超出了影片，達到一種新的境界。
趙季平的電影音樂創作深深植根於中國的傳統文化沃土，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華民族審美習慣的影響。此外，借鑑、運用西方作曲技法和配器手法所產生藝術效果，在他的電影作品中也得到了很好的體現。本文從三個方面分別對趙季平大師的電影音樂創作做一個粗淺的分析和介紹。
一、深厚的東方文化傳統
趙季平對中國的古老文化有着不可思議的癡迷。數千年綿延不絕的中國文化，以其源遠流長與博大精深的深厚底蘊賦予了他創作的靈感，使他的音樂具有極強的生命力。他的家鄉中國西部，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獨特的民族精神、風俗習慣以及至今已有幾千年悠久歷史的文化傳統。這是一方充滿生命活力的熱土，大自然在這裏留下了赤樑縱橫的黃土高坡。在窯洞、高原、秦腔、剪紙、信天游等各種西部元素中，埋藏着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金礦，這一切爲他電影音樂的創作與實踐提供了無盡的源泉。談及成就，趙季平還把自己在音樂上的造詣歸結於父親對自己潛移默化的啓蒙：“別看當年我還是小孩子，但卻能感受到父親國畫山水中的各種‘聲響’，後來就不知不覺地把它們運用到我的電影音樂創作中。”正如陳凱歌對《黃土地》中音樂配樂的理解與評價一樣：“聽了音樂，就像看到了畫面”。所以，電影中音樂與畫面的協調和統一是那麼的震撼人心，究其緣故是中國傳統的繪畫藝術對他長期潛移默化的結果，是作曲家與導演審美觀念、審美視角高度融合的結果。正是博大精深的黃河文明、積澱深厚的家庭氛圍，才造就了趙季平獨特的審美視角與獨特的審美觀念，促使他的電影音樂創作在構思、風格、技巧等方面都有了新的感人肺腑、最富生命力的音樂篇章。
二、濃郁的風格
音樂上的民族風格歷來是音樂發展中的一個重要課題。電影音樂中的民族風格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是隨着的進步及觀衆欣賞水平的變化而發展的。民族風格必須與時代相結合，沒有時代感的民族風格和脫離本民族的時代感，都是不具備真正的民族風格的。趙季平先生對此有着獨特的見解：“民族風格並不是用一兩件民族樂器就是民族風格，民族風格最根本的是用民族素材來表現民族的素質和精神風貌。”於是，趙季平先生在他的電影音樂創作很好地運用和發揮了民族樂器民族音調的特點，使音樂與影片相結合，恰如其分地表現了影片的故事情節和中心思想。如《活着》中的第一段音樂其中板胡、二胡的獨奏把我們帶進影片裏那種悠遠質樸的氛圍和境界中。《太陽鳥》中的巴烏、笙與合成器，編織出一片美麗而迷幻的朦朧景緻。《菊豆》中開始便是傳統樂器壎的聲音，如泣如訴，後加上童聲的演唱，故事也便由這些音樂娓娓道來。《大紅燈籠高高掛》的音樂，始終離不開女聲帶京劇的音腔。《霸王別姬》更是“京味”十足，首段音樂便是京劇鑼鼓，後面更由京胡、琵琶引出悠婉悲壯的大樂隊的交響。
1。取材於民間
趙季平音樂素材多數直接取材於民間，配樂中運用了大量的二胡、噴吶、琵琶、笛子等傳統民族樂器;他還從民歌、戲曲、秦腔等各種民間形式中汲取營養，使這些傳統民族音樂形式使他的電影音樂深深地打上了民族化的印記，他也因此被譽爲“具有中國民族精神和西部特色的作曲家”。例如在他的第一部電影音樂作品《黃土地》，配樂與影片風格遙相呼應：黃昏時，在黃土高原上飄來了悽婉的女兒歌，“六月裏黃河冰不化，扭着我成親是我大，五穀裏數不過豌豆圓，人裏面數不過女兒可憐”，這如訴如吟的絮語賦予了電影故事鮮活的人物形象。在這部影片中他直接引用民歌素材作爲主題曲，歌曲沒有伴奏的烘托，更顯質樸、清新，那委婉的嗓音中彷彿沾滿了千年的黃土味，更加深刻地刻畫出女主人公對貧苦生活的悲嘆。
2。超常規處理
除了主題曲的設計，在音樂的使用上他也有很多經典的片段。例如電影《紅高粱》的音樂素材來就取自中國北方農村，爲突出影片人物的狂放和自由追求，在配器上大膽處理，採用二十支噴吶、四支民族笙和一架大鼓，造成一種強烈的震撼人心的霸氣，那種狂放的氣勢把影片人物熾熱的心態推到了極致。
3。運用傳統戲曲的音樂元素
在他的作品中，還大量運用了傳統戲曲音樂元素。例如電影《活者》，故事講述的是一個小人物在鉅變的中沉浮，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不幸和坎坷總是纏繞着他。然而他從沒有放棄活下去的信念，對生活和未來報着無限美好的希望。電影的配樂非常好，吸收了西北秦腔戲曲素材，在音符響起的渺渺空間裏，人生的種種無奈就流瀉而出了。電影揭示了個人與時代對立，個人處於時代歷史的重壓之下，任其擺佈，無從反抗。刻畫了小人物的悲歡離合和時代的荒謬感。表現上世紀中葉中國歷史現狀：解放戰爭、大躍進、破四舊、……每一次打擊都與時代有暗合的關係，展現人在社會面前的渺小。
在爲國民黨兵演皮影的那場戲中，撕心裂肺的人聲和胡琴高亢的旋律迴盪在千溝萬壑的黃土地_匕激情、蒼勁而悲涼，塑造了一種荒涼、愚昧和無奈的意境。秦腔特有的原生唱法與影片所反映的情節相互交織並達到高度融合，這時候聽衆在不經意間就能進人角色情境。慢板樂章充斥着蒼涼寂客的氣氛，音樂就像孕育着中國千百年沉澱下來的一切痛苦根源，一層層緩緩展開放大在你面前，不知不覺讓人淚流模糊，又說不出爲什麼。配樂表現了趙季平挖掘悲劇藝術的深度，反映了比劇情更爲深刻的精神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