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王作爲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其旅遊活動不可能完全與政治脫離，旅遊時仍然要處理繁忙的政務，因而帝王旅遊活動往往具有濃郁的政治色彩。鑑於此，本文從唐代帝王衆多旅遊活動中選取狩獵遊、古蹟遊、封禪遊這三個倍受帝王喜愛的旅遊活動略加論述，以期對唐代帝王旅遊活動的內涵和歷史意義有所認識。
一、狩獵遊
唐代帝王在狩獵時不僅專注於娛樂身心，而且帶有政治目的，使得狩獵活動的影響和意義更加擴大。如貞觀五年(631年)正月癸酉，太宗帶領蕃夷君長到昆明池狩獵，並意味深長的對即將離唐返國的高昌王麴文泰說：“大丈夫在世，樂事有三。天下太平，家給人足，一樂也;草淺獸肥，以禮畋狩，弓不虛發，箭不妄中，二樂也;六合大同，萬方鹹慶，張樂高宴，上下歡洽，三樂也。今日王可縱禽，明當歡宴耳。”(《唐會要》卷二八《蒐狩》)太宗不僅將狩獵作爲處理與周邊各少數民族複雜關係的手段，而且作爲居安思危，不忘軍事訓練、加強國家武備的重要舉措。貞觀十一年(637年)，太宗謂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遊獵太頻。今天下無事，武備不可忘，朕時與左右獵於後苑，無一事煩民，夫亦何傷!”(《資治通鑑》卷一九五)太宗曾在《出獵》中雲：“楚王雲夢澤，漢帝長楊宮。豈若因農暇，閱武出轅嵩。”(《全唐詩》卷一)展現了一代帝王馳騁於天地間的雄心，以及對文治武功的追求嚮往。玄宗東封泰山行至嘉會頓時，“引頡利發及諸蕃酋長入仗，仍與之弓箭。時有兔起於御馬之前，上引弓傍射，一發獲之。頡利發便下馬捧兔蹈舞曰：‘聖人神武超絕，若天上則不知，人間無也。’上因令問飢否。對曰：‘仰觀聖武如此，十日不食，猶爲飽也。’”(《舊唐書·突厥傳上》)玄宗透過狩獵活動向周邊民族首領展示了唐皇的神武以及大唐的強盛武力，從而達到宣揚國威、臣服各族、穩定邊疆的政治目的。
二、古蹟遊
唐代帝王旅遊活動的政治性還體現在遊覽古蹟時，帝王以史爲鑑，警示自我。武德六年(623年)二月，唐高祖遊幸驪山溫湯時，經過秦始皇陵，對身邊的封倫說道：“古者帝王，竭生靈之力，殫府庫之財，營起山陵，此復何益?”對帝王盛行的厚葬之風進行了深刻反思，並能清醒認識到其弊端，進而有所作爲，“從今之後，宜自上導下，悉爲薄葬。”(《舊唐書·封倫傳》)太宗特別重視對歷代興亡教訓的總結，“貞觀時，太宗文皇帝凡有巡幸，則博選識達古今之士，以在左右。每至前代興亡之地，皆問其所由，用爲鑑誡。”(《唐會要》卷二七《行幸》)貞觀十一年(637年)，太宗巡幸洛陽，在沿途祭拜漢文帝和漢太尉楊震墓之後，頗有感觸，說道：“昔朕在隋朝，數數經此，買飱而食，賃舍而宿。自平定禍亂，君臨四海，越十餘載，不涉此途。今者出關，六軍清道，自省德薄，甚增祗懼”;又吸取隋亡教訓引以自戒：“煬帝上承文帝餘業，海內殷阜，若止兩京去來，豈至傾敗?乃不顧萬姓，行役無休，身戮國滅，爲天下笑。雖帝祚長短，委以先天，而福善禍淫，亦由人事”;同時表明要學習漢文帝虛懷納諫的美德：“若欲君臣長久，國無危敗，君有違失，臣須極言。我聞卿等言，縱不能當時即從，再三思量，終擇善而用。”(《唐會要》卷二七《巡幸》)同年三月，太宗與羣臣泛舟於洛陽宮西苑積翠池，看到隋煬帝揮霍民脂民膏建造的亭臺樓閣，便自我警醒：“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悉爲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內爲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資治通鑑》卷一九四)貞觀十一年，唐高宗遊覽古長安城，對其歷史舊聞比較感興趣，“朕觀故城舊基，宮室似與百姓雜居，自秦、漢已來，幾代都此?”又追問：“昆明池是漢武帝何年中開鑿?”並且“令敬宗與弘文館學士具檢秦、漢已來歷代宮室處所以奏”(《舊唐書·許敬宗傳》)高宗對歷史古蹟的悉心詢問，體現着帝王對王朝興衰的反思。天寶元年(742年)冬十月丁酉，玄宗幸溫泉宮“仍於秦坑儒之所立祠宇，以祀遭難諸儒”(《舊唐書·玄宗紀》)，也反映了玄宗吸取歷史教訓，用以警示自我的政治思想。
三、封禪遊
最能體現帝王旅遊活動具有濃郁政治色彩的是封禪活動。有唐一代，共進行過三次封禪活動，高宗、武后、玄宗朝各一次。就其政治意義來說，一方面對內而言，高宗封禪是爲了闡明李唐君臨天下的合理與合法性;武氏封禪，是企圖給自己的新政權一個神聖性的解釋。另一方面體現在對外關係上的懷柔策略，魏徵就曾形容封禪是“萬國鹹集，要荒之外，莫不奔走”。可見封禪對外的影響也是極其廣泛和深刻的。唐高宗在封禪前幾個月，“上命熊津都尉扶餘隆與新羅王法敏釋去舊怨;八月，壬子，同盟於熊津城。劉仁軌以新羅、百濟、耽羅、倭國使者浮海西還，會祠泰山，高麗亦遣太子福男來侍祠。”(《資治通鑑》卷二○一麟德二年)高宗以封禪活動爲契機，協調了周邊國家的關係。“高宗東封泰山，狼山都督葛邏祿社利等首領三十餘人，並扈從至嶽下，勒名於封禪之碑。自永徽已後，殆三十年，北鄙無事。”(《舊唐書·突厥傳上》)透過封禪活動達到同周邊國家、民族改善關係，友好相處的目的。唐玄宗封禪前，面對朝野上下“大駕東巡，京師空虛，恐夷狄乘間竊發，議欲加兵守邊，以備不虞”的'憂慮，裴光庭發表了自己獨到精闢的見解：“諸蕃之國，突厥爲大，贄幣往來，願修恩好有年矣。今茲遣一使徵其大臣赴會，必欣然應命。突厥受詔，則諸蕃君長必相率而來。雖偃旗息鼓，高枕有餘矣。”(《舊唐書·裴光庭傳》)不僅巧妙化解了難題，而且道出了封禪的懷柔功能。契丹經過政變新立首領邵固在玄宗東封時，“詣行在所，因從至嶽下，拜左羽林軍員外大將軍、靜析軍經略大使，改封廣化郡王，又封皇從外甥女陳氏爲東華公主以妻之。”(《舊唐書·契丹傳》)玄宗透過封禪、封官、聯姻等手段恩威並施，確立了大唐王朝對契丹的領導地位。玄宗封禪不僅有境內的民族代表，而且與唐朝有交往的國家及地區幾乎都派人員參與。從而形成“東封太山，西戎扈蹕，開元之代，繼踵來降”(《舊唐書·突厥傳下》)的盛世局面。總之，邀請藩國參加封禪活動實際上就是一次重大的政治、外交活動，既強化了唐王朝政權的神聖性、合法性與合理性，又向各少數民族和周邊藩國展示了天朝大國的聲威，實現了懷柔外交的目的。
總之，唐代帝王雖然積極參與並熱心提倡旅遊活動，但是在封建集權統治之下，其旅遊活動首先是爲政治服務，其次纔是追求遊樂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