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古典音樂的演出形式中，交響樂、室內樂等是人們非常熟知的演出形式。在阿多諾《音樂社會學導論》當中，第七章“指揮與管絃樂隊”着重闡述了“指揮”所包含的音樂社會學的問題，並提出發人深思的論點。阿多諾在文章中有這樣的闡述：“指揮家好像是在擺佈樂隊，但他的真正對象是聽衆。”“指揮”作爲一種職業，目前已司空見慣，但我們是否深刻地思考過“指揮”在交響樂團、室內樂團、管絃樂隊的演奏中應該扮演的角色呢？阿多諾認爲，“指揮”這個角色是在交響樂團這個小社會團體中，扮演着象徵“權力”與“權威”的角色。“指揮”透過自己對作品的理解或是幻想，將自己的權威施加給樂隊的演奏人員及臺下的觀衆。不難理解的是，一場交響音樂會當中，不能沒有“指揮”的存在。而“指揮”的根本意義和目的究竟是什麼，卻發人深思。在一場交響音樂會中，“指揮”理所當然地得到演奏人員的尊敬，贏得觀衆們最熱烈的掌聲和最崇高的尊敬。而在音樂會的氛圍中，“指揮”成爲了整個“社會”當中的主導和絕對的領導者，在揮舞自己權力與權威的魔棒的同時，有時甚至忽略了自己的真正位置。
而在音樂的演奏當中，“指揮”往往將自己對音樂作品的想法、理解透過無比高尚的“權力”傳達給演奏人員。有時在“指揮”與“樂隊演奏員”之間的雙方相互的關係中，“指揮”會不由自主地將自己擺到一個凌駕於他人之上、掌控全局、無所不能的位置。從這一點出發，阿多諾認爲，這種現象與社會中存在的“權力的擁有者”有相同之處。這不僅有違“音樂作品”在音樂會中應當佔有最重要地位的常理，更是對聽衆的一種玩弄。這種境地使得“指揮”完全處於表現自我、展示幻想、賣弄權威、將自己凌駕於演奏人員與聽衆，甚至是音樂作品本身之上的一種極爲危險的境況。阿根廷指揮家、鋼琴演奏家丹尼爾巴倫博伊姆是當今活躍在古典音樂樂壇的知名音樂家。在他的傳記《生活在音樂中》一書中，也同樣注意到了阿多諾提出的一些問題。諸如上文所提及的“指揮”與“權威者”的關係。他在《生活在音樂中》書中這樣提到：“詮釋者或演奏者永遠無法顧及可能詮釋的所有細節，在每一次的演奏中，他只能對它們取其一二。”顯然，作爲柏林愛樂樂團指揮和總監的巴倫博伊姆扮演着詮釋者的身份。在這樣的情況和前提下，如果我們用阿多諾批判“指揮”的`角度來審視，那麼對於“演奏人員”與“聽衆”來講，這種“詮釋”很有可能是強加給他們的。巴倫博伊姆爲人和藹，對待朋友友善，對待音樂的熱忱更是無可挑剔。可是即便是這樣，都難以避免權威的施加與被施予者被動接受的可能性。當樂團的演奏人員的演奏變成了職業性的服從，觀衆成爲了被愚弄的對象，那麼這種“指揮”者的權威便無可避免地擴散傳播在交響樂音樂會演奏的大廳裏。這是值得每一個音樂工作者思考和麪對的問題。在衆所周知的音樂概念中，“指揮”這個名詞多數情況下被定義爲一個具體的人物，例如赫伯特馮卡拉揚、丹尼爾巴倫博伊姆、小澤征爾等知名的指揮家。
“指揮”是負責交響樂團日常排練、合奏的核心人物。一個交響樂團水準的好壞，演奏人員和指揮的共同努力是缺一不可的。交響樂團對作品的把握、作品演奏的速度快慢、音樂表情的處理、聲部的強弱調整等諸多細節，都是來自“指揮”對於作品的理解。可見，“指揮”對於交響樂團的領導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將“指揮”這個詞不完全地理解成爲一個人物，那麼“指揮”這個名詞，在音樂範疇內是一個更爲廣義的概念。在交響樂團中，“指揮”是必不可少的一個核心。而一般情況下在小型室內樂的排練演奏中，“指揮”也是第一小提琴所履行的職責。即便是在其他形式的重奏演繹和排練過程中，“指揮”這個具象的人物，會在詮釋音樂或是磨合排練的過程中，被參演的演奏員所發表的對作品的理解或是演繹方式的抽象概念輪番代替。由此可見，“指揮”可以在普通意義上理解成爲一個具體的人物、一個具象的定義，同時也可以被理解爲一個對音樂詮釋的“抽象權力”。在阿多諾的文章中，對於“指揮”的“具象”和“抽象”兩個方面意義做了不同的闡述。
文章不僅對普遍意義上理解的“指揮人物”做了闡述，同時也對“指揮”這個名詞在音樂中所代表的“權威性”做出了深刻的論述。在交響樂團中，“指揮”是一個具象的人物，他是音樂當中權威的象徵。而在音樂中，“指揮”有時是一個抽象的、不定的概念，是在對音樂把握和理解的前提下無條件地服從和履行。在這種條件和前提下，“指揮”便不再是大衆普遍理解下的一個具象的人物了，而是音樂作品所帶給人們的千變萬化的、不可抗拒的表達。在某種意義上，任何演奏員對作品的理解，都將會是一種詮釋音樂的“指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