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有關文學理論取向的爭論，在一定範圍內不無道理地聚焦在是要“文學”還是要“文化研究”這一非此即彼的選擇上，這當然有其合理性，但在我看來，另有一個重要的被忽略了——這就是文學理論的存在方式本身的轉變，即文學理論內部理論方式與批評方式之間的新型關係的生成，這使得我們有必要正視當前理論與批評的互滲關係及批評理論的興盛。
人們長期以來習慣於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之間的分離式發展。文學理論被看做一種普遍性表述方式，更關心從具體上升到普遍，焦點是普遍性。人們常常“把理論理解成在某種概念普遍性系統中，來確立文學闡釋和評估”（?眼美?演德曼：《解構之圖》，李自修等譯，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９６頁）。與文學理論在概念普遍性系統中展開文學闡釋和評價不同，文學批評則被視爲一種個別性表述方式，它更關心從普遍理論推演到個別作品，焦點是個別性。前者如德國美學家黑格爾有關象徵型、古典型和浪漫型及其變化的藝術史理論，後者如法國批評家聖伯夫有關雨果等作家的傳記批評。在人們眼裏，文學理論更關注普遍性，它指導文學批評；而文學批評則更關注個別性，它正是文學理論在文學現象研究中的具體運用。這種區分有一定合理處，大體符合歐美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前、中國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以前的文論總體情形。
不過，此後西方和中國文論界都先後出現了各自的新變化，其焦點之一就在於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的傳統關係遭遇斷裂而走向重組。從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後期起，以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的加深、雅克·德里達的解構理論崛起並攪動歐美文壇等爲鮮明標誌，歐洲結構主義轉向後結構主義、美國新批評的主流地位被解構批評所取代，加上闡釋學、接受美學、新主義、女性主義、新馬克思主義等文學理論與批評思潮相繼興盛，文學理論對文學批評的指導地位及兩者之間的傳統界限受到了致命的質疑。這時，與以往把文學理論與批評分別看待不同，越來越多的文論家致力於認同兩者的重新結合或滲透。這具體表現爲以下三方面。第一，文學理論的批評化。從文學理論來看，當其傳統的普遍性指導權威衰落而具體性受到重視時，重心必然向以具體見長的文學批評偏移，直到演變爲以文學批評的形態而尋求新的存在。第二，文學批評的理論化。從文學批評來看，當其擺脫傳統的理論附庸地位、透過具體文字而在文學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大顯身手時，本身已經承擔起新的理論先鋒角色了，只不過這種理論先鋒角色是始終以具體批評面貌出場的。美國當代批評理論家莫瑞·克里格描述說：“作爲一種知識形態，而不是僅僅作爲我們與文學的情感遭遇的詳細描述，文學批評必須理論化。”正是這種理論化的批評使得“理論的作用業已深化和廣泛”。批評的理論化的顯著後果之一便是，文學研究越來越具有深奧的理論特徵：“今天，在文學學術研究的各個領域的任何地方，都不能避而不談理論問題了。……如果文學家今天的話語似乎深奧難解，那麼，我們願意這樣認爲：那是因爲他們所講的愈來愈敏銳深刻，超越了直接的詩學反應，而接近他們對自己的文化及其產品所提出的問題。”[美]克里格：《批評旅途：六十年代之後》，李自修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２６頁，第三，文學理論與批評的跨學科化。這一點可能尤其重要。莫瑞·克里格清晰地指出：“此前興旺發達的文學理論學科……將擴展爲更廣泛的、現在稱爲批評理論的跨學科研究，並試圖涵蓋我們過去認爲是人文科學和某些社會科學中的許多不同理論文字，也就是我們仿照法國人稱之爲‘人學’的東西”。同上，第２３８－２３９頁，從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學科語境來看，隨着文學、語言學、美學、哲學、社會學、人類學、學、歷史學等學科之間的跨學科互滲變得越來越經常，文學理論與批評之間不僅更爲經常地實現跨學科互滲，而且這種跨學科互滲已經成爲它們存在和發揮作用的通常方式；與此同時，它們還與上述其他人文社會學科之間形成更廣泛的跨學科互滲，並且還反過來成爲這些人文社會學科之間的跨學科互滲的富於示範意義的實驗場。正是在理論的批評化、批評的理論化和跨學科互滲語境中，批評理論似乎尋找到自身的合適的存在理由和發揮作用的開闊地帶。當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之間的相互跨越、甚至當文學研究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之間的相互跨越已經成爲幾乎司空見慣的事情時，批評理論在歐美的生成和登上主流寶座，顯然就是必然的和合理的了。中國當代文學界的情形與歐美誠然有不同，但自從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以來也已經和持續不斷地發生重大變化。這種變化表現在文學研究領域，就是文學理論與批評的傳統關係也解體了，出現了新的理論與批評互滲的批評理論形態。正是伴隨着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的互滲，一種新的`文學理論形態誕生——這就是批評理論（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