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可撤銷合同，是指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因意思表示不真實，因此經利害關係人的請求可撤銷該合同，使其已發生的關係回於消滅。大陸法國家大多將意思表示不真實的合同回進可撤銷的合同範疇，而根據我國《民法通則》第59條的規定，在行爲人對行爲有重大誤解或顯失公平的情況下，可以經利害關係當事人請求，撤銷該合同，使其已經發生的法律效力回於消滅。可見，我國民法僅將兩類意思表示不真實的行爲規定爲可撤銷的合同，而將其它的一些意思表示不真實的合同（如欺詐、脅迫等）均作爲無效合同對待。這一規定是否公道，值得。在同一合同法的制定中，關於欺詐、脅迫合同是否應作爲可撤銷合同，存在着如下兩種不同的觀點：
一是可撤銷的合同說。此種觀點以爲，欺詐、脅迫合同應屬於可撤銷的合同。由於在欺詐、脅迫的情況下，主要是意思表示不真實的，或者說存在着瑕疵的意思表示。瑕疵的意思表示意味着表意人的意志是不自由的，爲了充分維護表意人的意志自由，同時對實施欺詐、脅迫行爲的一方施加不利的後果，法律應賦予受到欺詐、脅迫的一方以撤銷權，將瑕疵意思表示的效力的決定權交給被欺詐人、被脅迫人，使其能審時度勢，充分考慮到其利害得失以後，作出是否使合同撤銷的決定。〔21〕
二是無效合同說。此種觀點以爲欺詐、脅迫合同屬於無效合同。我國《民法通則》第58條對此作出了規定，同一合同法乃應繼續採用《民法通則》的規定。其主要根據在於：一方面，由於很多欺詐、脅迫行爲不僅造成了當事人利益的損害，而且也危害了秩序。因此爲了維護社會經濟秩序，在欺詐、脅迫的情況下，不論被欺詐的一方是否要求使合同無效，有關國家機關和司法機關應當作出干預。另一方面，在欺詐、脅迫的情況下，僅僅使不法行爲人承擔返還財產、賠償損失的責任，固然能使受害一方的損失得到補償，但並沒有對欺詐、脅迫的一方實行懲罰性的判裁，從而難以制止欺詐、脅迫行爲。假如將其作爲無效合同對待，則可以爲不法行爲人承擔除民事責任以外的行政責任提供依據。
比較上述兩種觀點，我們以爲第一種觀點更爲公道。其根據在於：第一，這一觀點充分尊重了受害人的自主自願。在實踐中，欺詐、脅迫的合同是極爲複雜的，並非任何欺詐、脅迫行爲都會造成對受害人的重大損失，在某些情況下，受害人雖遭受了欺詐和脅迫，但因其所蒙受的損害是稍微的，對方作出的履行正是受害人所需要的，受害人可能願意接受合同的約束。假如將欺詐、脅迫合同一概作爲無效合同對待，無論受害人是否願意，都要宣告合同無效，則不能充分地尊重受害人的意願。第二，將欺詐、脅迫合同作爲可撤銷合同對待，由受害人自己決定是否撤銷合同，並由法院或仲裁機構終極決定是否撤銷合同，這既體現了國家對合同關係的干預，也兼顧了受害人的利益。尤其應當看到，由於將欺詐、脅迫合同作爲可撤銷合同對待，則在這種合同未被撤銷以前，仍然是有效的，當事人仍然應當受到合同關係的約束，這就可以防止一方藉口受到欺詐或脅迫而拒不履行合同。第三，將欺詐或脅迫合同作爲可撤銷合同對待，也有利於維護善意第三人的利益。由於假如欺詐、脅迫合同屬於可撤銷合同，則這種合同的撤銷不能對抗善意第三人。假如一方在將其因欺詐、脅迫所取得的財產轉讓給第三人時，若第三人取得財產是出於善意的，則受欺詐、脅迫人不得以合同已經撤銷來對抗第三人。第四，可撤銷的合同經常是與合同的變更聯繫在一起的。我國《民法通則》第59條將可撤銷的合同稱爲“變更或者撤銷”的合同，答應當事人既可以主張變更，又可以主張撤銷。由於合同的變更是指在維護原合同效力的情況下，對原合同關係作某種修改或補充。合同的變更僅到合同的局部內容，而不導致合同的消滅，所以法律對可撤銷的合同答應當事人既可以撤銷又可以變更合同，這不僅使當事人享有了選擇是否維護合同關係的權利，而且在當事人選擇了變更合同而不是撤銷合同的情況下，對穩定合同關係、鼓勵交易是十分有利的。而對於無效合同來說，當事人不存在着選擇變更合同的可能性。從鼓勵交易並儘量減少因撤銷合同、返還財產所造成的財產損失和浪費出發，我們以爲，假如撤銷權人僅提出變更合同而未提出撤銷合同的請求，則法院或仲裁機構不應撤銷合同。假如撤銷權人已提出撤銷合同，而變更合同已足以維護其利益且不違反法律和社會公共利益，我們以爲，法院和仲裁機構可以不撤銷合同，而僅作出變更合同條款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