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的文化與憂患意識
徐復觀着力於中國思想史中所涵貫的中國文化精神的抉發。他說：“中國文化最基本的特性，可以說是‘心的文化’”［1］，而“心”則被他確認爲人的“價值的根源”或“道德、藝術之主體”。這種心的活動，與一般所說的心或心理學上的“意識”並不相同，它作爲超越生理慾望的本心而存在。中國的儒家、道家以及後來的禪宗所說的心，是透過一種修養工夫，使心從其他生理活動中擺脫出來，以心的本來面目活動，這時的心才能生髮出道德、藝術和純客觀的認知活動。
“心的文化”鑄就了中國文學的心靈型態。在傳統的文學思想中，心靈型態包含着如何解決文學作品的個性與社會性的問題。徐復觀認爲孔穎達的《毛詩正義》表達了我國傳統文學理論的基本看法：“一人者，作詩之人。其作詩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國之心。詩人攬一國之意以爲己心，故一國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故謂諷。詩人總天下之心，四方風俗以爲己意而詠歌王政。故謂之雅。”徐復觀解釋道，所謂“其作詩者，道己一人之心耳”，即是發抒自己的性情，發抒自己的個性。“要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國之心”，這是說作者雖系詩一人，但此詩人之心，乃是一國一心； 即是說，詩人的個性，就是詩人的社會性。詩人的個性何以能即是詩人的社會性? 因爲詩人是“攬一國之意以爲己心”，“總天下之心，四方風俗以爲己意”。即“詩人先經歷了一個把一國之意，天下之心，內在化而形成自己的心，形成自己個性的歷程，於是詩人的心，詩人的個性，不是以個人爲中心的心，不是純主觀的個性；而是經過提煉昇華後的社會的心，是先由客觀轉爲主觀，因而在主觀中蘊蓄着客觀的、主客合一的個性。”［2］因此，一個偉大的詩人，他的精神總是籠罩着整個的天下國家，把天下國家的悲歡憂樂，凝注於內心，以形成其悲歡憂樂，再挾帶着自己的血肉把它表達出來，於是使讀者隨詩人之所悲而悲，隨詩人之所樂而樂，作者的感情和讀者的感情，透過作品而融合在一起。
徐復觀在詮釋中國的“心的文化”的人文精神時，還提煉出一個具有原創性的概念——憂患意識。他認爲，從殷周之際開始，中國的人文精神就躍動着憂患意識。從《易傳》看，憂患意識之所以形成，跟周代統治集團與殷紂之間微妙而困難的處境有關。“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正是周人在困境中精神自覺及責任感凸現的`反映。殷周之際憂患心理的形成，乃源於當事者對吉凶成敗的深思熟慮的遠見，憂患意識暗示了成敗得失與當事者行爲的密切關係，及當事者在行爲上所應負的責任。憂患正是由這種責任感而來的，要以己力突破困難而尚未突破時的心理狀態。所以憂患意識，乃是人類精神開始直接對事物發生責任感的表現，也即是精神上開始有了人的自覺的表現。
徐復觀發現，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是以憂患意識爲起點，儒道兩家的基本動機都是出於憂患意識。只是儒家面對憂患而要求加以救濟，表現出一種“吾非斯人之德而誰與”的入世精神；而道家面對憂患則要求得到解脫，表現出一種“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的超越精神。
憂患意識是中國文化和文學的動力，這一觀點是深具慧眼，並且符合文學史實的。徐復觀認爲，作爲一個偉大詩人的基本條件，首先在於不失其赤子之心，不失去自己的人性；不失去自己的人性，便是得性情之正；能得性情之正，則性情本身自然會與天下人的性情相感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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